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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成立。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逝世，李登輝總統接任。
陳玫瑰寫了一篇文章「第二代外省人何去何從？」吳撫天與蘇燈反對刊登，反對的理由不是顧忌對社會人心有何影響，雖然她為文略有悲憤不滿，但真正的原因是，她的分析，他們認為論理不足；她的基本心態不免流入外省人優越觀與失勢觀的推演；結論也大有可議，她認為外省人勢將在政治與社會上變成「少數」的「弱勢」。吳撫天與蘇燈認為，外省人未來應該是「多數人的一份子」參與「公平的競爭」；公平的未來，不只是外省人，而是所有台灣人所追求的理想。
「你們不了解，我是眷村長大的！」陳玫瑰力圖敗部復活：「眷村長大的外省人，因為語言隔閡，變成民間經濟上的弱勢族群。」
「眷村的孤立，是國民黨政策所造成的錯誤啊！」蘇燈說。
「我承認，但是錯誤已經造成，我們的確是弱勢族群，在政治上又沒有發言權，那些少數的外省權貴是例外。我們空有傳承自父母的濃厚中國情懷，無法與主流社會融為一體，台灣社會疏離了我們。」
「不！」吳撫天說：「應該是眷村疏離了台灣社會吧！」
「國民黨有錯誤的政策，台灣社會有疏離的心理，我們是最無辜的一群，我一定要為他們──眷村的兄弟姐妹們講話！」
「其實是可以融為一體的，」蘇燈說：「眷村的『籬笆』要趕快拆除！」
「太晚了！心理上的籬笆難以拆除！」
「不會的！永遠不會太晚！台灣人樂於接納，林正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連本土的黨外、民進黨都做到了，何況是一般的社會大眾？」
「那是少數的個案，而且是以人的身份為基礎，大家認同民主罷了，不是一般社會現象。」陳玫瑰慷慨激昂起來：「台灣社會把我們外省人看成一個整體，以為人人都是統治階級，人人都是黨政軍大員家族的一份子，人人都是整個社會資源的壟斷者與分配者，以為外省人第二代人人都受到最好的教育和提拔，享盡特權。」
「軍公教人員的基層，有子女教育補助費，在戰後台灣貧窮的年代，他們的子女的確比台灣低階層民眾的子女受到較好的照顧，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獲得較高的學歷，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吳撫天反駁說：「蘇燈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如果不是考上師範，像他這樣貧窮人家的孩子，即使聰明才智再高，也沒有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
「如果不是小學老師們的幫助，我連初中都沒辦法唸，小學畢業就要去做工人，或當學徒，這是當時窮人家的孩子必然的命運，十分普遍的現象。」
「可見偏見在哪一方都可能存在的。」吳撫天說。
「我不管，這篇文章一定要登，要不然……」
「怎麼樣？」蘇燈問。
「……就是你們兩個台灣人欺負一個外省人！」
「妳不是說過，妳是第一代台灣人嗎？」吳撫天問。
「你們欺負我，就是把我當外省人，沒有把我看成台灣人。」
「好吧！」吳撫天說：「我們不吵了！我建議平衡處理，妳的稿子照登；蘇燈，你也寫一篇不同意見的文章，兩篇同期一起刊登。」
「好！」陳玫瑰笑了。
「好！」蘇燈也笑了。
「好個什麼？」吳撫天說：「你們中計了！」
「怎麼說？」兩人異口同聲。
「這是夫妻吵架呀！」吳撫天得意地笑了。
國民黨恰巧在一九八八年舉辦黨內初選。眷村子弟以前在地方政壇上通常確是弱勢的，是被鐵票刻意保護的，是被零星分配的。這一年，在各地標榜眷村子弟的角逐者，如屏東的王素筠，高雄縣的蕭金蘭，高雄市的林壽山、王天競、蕭楚喬，台中的沈智慧，桃園的朱鳳芝、謝彰文、張克安，台北市的崔鼎昌、馮定亞、謝文友、蘇若明、蔡茂林、郁慕明、趙少康，基隆的劉文雄等人，在各該選區不是得票第一，就是名列前矛。此外，在台東，還有一位楊莉生也對台籍政壇老將饒穎奇造成極大的壓力。
「這裡面有很多台灣人的票啊！」蘇燈說。
「外省人第二代比本省人還行，真不簡單。」陳玫瑰說。
某家報紙的標題是這樣下的：「外省人第二代在地方政壇逐漸崛起」。
「只要認同台灣，絕對不會被排斥的。」蘇燈說。
「其實我們通婚是族群融合更好的例子。」陳玫瑰說。
「我看我要寫一篇『台灣人的下一代何去何從？』的文章了！」蘇偏頭看著陳玫瑰。
「世界誇張！」陳玫瑰瞪了他一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