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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去十三年的民主化、本土化、達成民主政黨輪替，建立台灣本土政權的同時，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台灣走過的歷史軌跡、重新認識台灣的價值與定位，以確定台灣未來發展與改革的目標。透過台灣主體性的追尋，走向「正常國家」，是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發展最重要的目標。
一般而言，「正常國家」的國家的發展，必然受到其個別國家的歷史發展軌跡以及其所處的天然地理環境所影響。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民，也必然會依據歷史經驗與地理環境，以自己為主體作為思考的出發點，找出最有利的發展途徑。
但是，台灣過去這兩百年來，經常受到外來勢力的影響，而無法自主的決定自己要走的路。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甚至迄今不能認清自己所走過的歷史，也因此不能深刻的去反省這塊土地所走過的歷史軌跡。國家目標與政府體制更經常是外在賦予，而不是這塊土地的人民依據自我的需要來加以思考決定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也似乎習於這種由外來勢力決定自己生活的方式，即使在民主政權輪替後兩年的今天，人民也未能真正擔負起作自己主人的決心，堅定扛起自己應負的責任，思考國家未來的目標，勇敢的去面對挑戰，在堅定的意志下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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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以台灣為主體終而使自己脫離「正常國家」
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不能永遠受歷史所束縛，也不能脫離自己所經歷的歷史時空背景。如何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透過對歷史的認識，找尋自我的定位，走向未來，往往是一個國家與民族成長動力的泉源。台灣之所以不能成為「正常國家」，就是因為不能面對自己的歷史，建立以台灣為主體性的思考。在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的教育裡面，台灣一直都停留在別人的「據點」、「跳板」、與「基地」上，而少有人去思考台灣自身存在的價值：台灣人民如何去當自己的主人，找尋適合台灣自己的架構與制度，用心來經營這塊土地。
荷蘭人來台，台灣扮演的是荷蘭和中國沿海貿易的「據點」。鄭成功趕走荷蘭人，為的是要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甲午戰後，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短暫成立的「台灣民主國」甚至還要感嘆自己「無主可依」。日本在接收台灣之後，也是把台灣當為附屬的殖民地，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跳板」。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接管，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也仍只是將台灣當成「反攻復國」的「基地」。在這些過程裡面，台灣存在的價值一直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繁榮與發展上，扮演著配合別人發展的角色，政府的體制也不是針對台灣設計，而是外在的賦予。在過去長期的歷史中，台灣人民從來沒有權力決定希望走什麼樣的前途？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什麼樣的國家？而生存在台灣土地上的人民，在上述長期的背景下，也產生一種過客的心態，從未認真的把自己當成主體，把自己當成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擔負起主人應負起的責任，認真的去思考自己的前途？設定自己的目標？思考什麼樣的制度才是適合自己的制度？
以國民黨政權來台為例，當年剛撤退來台時，主要的目標並不是以台灣建設為第一要務，而是強調「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來台只是過渡階段，隨時都將返回中國大陸，「消滅萬惡的共匪」，重新取得政權。但是，這個想法隨著國際情勢的發展與兩岸實力的對比，逐漸失去了可行性，國民黨也才逐漸認清此一現實，才開始在台灣逐步投入長期的建設。
在政治制度上，在國共鬥爭的政治背景與「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下，台灣實施戒嚴體制，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下，執政者並未認真思考讓台灣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憲政。而台灣的中央政府體制則是套用和國民政府一起來到台灣的憲法與政府組織架構，未必合於憲法有效實施下「小國寡民」的台灣，也未必合乎組織精簡與效率之原則。在外交上，仍以聯合國五強之一自居，進行大國式外交，而未依照台灣當時的實力進行務實調整。在國防軍事部署上，也一直維持大陸軍主義，強調登陸作戰，購買坦克為的就是要達成「反攻大陸」的目標；這種趨勢，一直到執政者體認到「反攻復國」變得不可能之後，才有逐漸的調整。
未能以台灣為主體思考，既造成對自我角色的錯誤認知，又犧牲了民主的進程、犧牲了政府應有的效率、犧牲了國家資源應有的合理配置，最後則是讓自己不能成為「正常國家」。
以台灣為主體，不能以中國為主體
台灣歷史軌跡是：清朝甲午戰敗，割讓台灣，到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然後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台灣人民從滿心歡迎國軍抵達，到認清中國國民政府腐敗本質的這一段歷史，和正統中國的歷史軌跡完全不同。
中國的歷史軌跡是：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之後「被迫」割讓台灣，隨後由於清朝的積弱與腐敗，導致一九一二年清朝覆亡與中華民國的建立。此後，中國又經歷內戰、北伐、剿匪、抗日，到參與二次大戰，對日戰爭獲得勝利，成為國際五強之一並「光復」台灣。但隨後又因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潰敗，撤守台灣。在撤守台灣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共隔海對峙，中華民國試圖在台灣「復興基地」「勵精圖治」。
比較兩者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發現中華民國成立、北伐、剿匪、抗日、國共內戰等中國的經歷，並不是當時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的經歷。正因為兩者陳述著不同的歷史軌跡，也使得雙方對於現狀的認知與對未來的期待都有不同的看法。這兩種看法之間，實實在在的刻畫著不同的生活經歷與不同的歷史記憶，也影響到對如何建設台灣、如何改革以及對台灣未來走向看法的不同。而其不同的根本是，一以台灣為主體；一以中國為主體。
以台灣做為主體，來思考台灣的前途及符合台灣所需要的政策與目標，終將成為台灣發展的主軸，打破舊的黨國體制更已成為新思維。就過去政治結構工程的改造而言，「中華民國在台灣」概念的提出，就是將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界定在台、澎、金、馬，奠定了改革的基礎與範圍。因為若不能正本清源以台灣現狀作為改革的主體，企圖在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的概念下進行改革，這種改革是不切實際的。
接著，資深民代的退職與國會的全面改選，民意代表才真正代表在這一塊土地生活的人民。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取消，「反攻復國」已成歷史名詞，台灣回歸正常的憲政發展。陸委會、海基會的相繼成立，制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台灣為主體來處理兩岸事務，開啟兩岸互動。精省讓台灣的政治組織架構不再疊床架屋，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在外交關係上，打破過去「漢賊不兩立」之作法，推動「務實外交」，提高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當家作主的承擔與責任
二○○○年的三月十八日，台灣人民用選票選擇政黨輪替，選擇一個本土政黨，建立了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政權，同時完成民主制度下最重要的民主的程序，台灣人民用選票給了陳水扁總統強力的「民命」（mandate），期待陳總統繼續進行更大規模的改革；揮別舊時代，台灣開啟四百年來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局。
就從民進黨執政、台灣人民建立自己政權的那一刻開始，台灣人民固然可以盡情的懷抱自己的希望，擘劃自己的未來，但也從那一刻開始，必須認識到，台灣人民必須自己擔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台灣人民已經不能再把任何的責任歸咎給外來的政權，或是去依附任何外國的發展。台灣人民必須要認真思考自己要如何解讀自己過去的歷史，認識目前所面對的環境，建立適合自己的政府體制，建立自己未來發展的總體目標與戰略。
現今的台灣是多元文化與族群所組成的社會，不同的文化與族群都各自有著不同的歷史經驗，要形成共同的認識並不容易。但是，各文化與族群皆應敞開心胸，尊重各自對歷史的瞭解與解釋的空間，只有在包容與彼此相互瞭解下，大家才能去刻畫一個未來共同的願景，也唯有如此才能凝聚出真正的「新台灣人」，找到「新台灣人」自己的目標。
在過去這兩年內，本土政權雖然嘗試朝上述目標邁進，但是也依舊遭遇許多舊思維與舊勢力的反撲與阻撓，在外在環境上更必須同時面對中國崛起以及國際經濟衰退的挑戰。這一切的重擔都已經落在台灣人民自己身上。台灣人民只能以更堅定的意志與決心來面對上述困境。
展現主體性的道路
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以及台灣主體性的重新發現，有幾點是值得我們繼續努力的：
一、在國家認同上，必須重新確立我們的憲法，讓兩千三百萬人制定出適合台灣的民主憲政。過去六次修憲，只是在老憲法上修修補補，只能解決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並不能建構可長可久的新憲，原因出在老憲法規範的修憲高門檻，必須取得立委總數四分之三的同意。可見的未來，並沒有跡象可以一蹴成功。既然不能透過修憲，退而求其次，反而是藉現有憲法第十七條的「參政權」，要求行政院與立法院依憲法把「創制」與「複決」兩權還給人民，以此行使「直接民權」來解決不能直接修憲的困境。
二、在安全的保障上，台灣走向世界走向民主。台灣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以武力威脅台灣就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嚴重挑戰。台灣的國家安全與世界的國際安全已結合成一個體系。中國目前經濟發展與軍事大力擴張，但是政治上完全不民主，沒有任何機制來避免戰禍。面對這樣的軍事衝突，台灣應有萬全的準備，應該從預防性防禦的思考下手，確保台灣安全，並自主發展主動攻擊武力，在遭受攻擊時，有決定性的關鍵性還擊能力。也惟有如此，在現實的國際外交上，台灣才能站住一席之地。台灣必須能夠洞悉全球化的潮流，並從政府與非政府不同通路軌道，為台灣找到國際優勢的角色，充分結合二十一世紀主流價值與國際社會展開全面參與、正常化、多元化的國際關係。讓台灣這個民主奇蹟，進一步成為「民主人權輸出國」。
三、在經濟方面，台灣應該思考面對中國經濟崛起及全球競爭趨勢，繼續追求自己的主體性、生命力與精緻化。儘管亞太國家同樣面臨中國經濟崛起的壓力，台灣相較其他國家，由於同文同種及自我定位不清，更容易在與中國經貿往來的過程喪失自己的主體性。為了建立經濟主體性，我們不僅要扭轉以往只重開發的偏差，更應積極致力經濟永續發展，讓大多數根留台灣的企業及民眾，經由提升知識、科技創新及應用能力，以強調個人尊嚴及人文素養的社會價值，在國際競爭中維持優勢，創造近悅遠來的投資經營環境及生活品質。因此，世紀交替之際，台灣經濟面臨的轉型、調整及外在逆境考驗，正是我們重新出發，塑造公平、多元、精緻經濟新文明的契機。
四、培養台灣主體性的公民，厥在教育與文化的養成。當前教育首要強化台灣史地、文化的教學內容與相關活動，以激發青少年的鄉土關懷情與國家認同感。更長遠的目標，則應修正教改方向，致力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教育制度，使學校成為涵養台灣主體意識的自然園地。在文化方面，則應致力社會風氣改造，積極鼓勵本土文化、藝術的更新與創作，逐步建構獨具特色的主體文化，使台灣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支。至於大眾傳播媒體，除了要求媒體自律外，應建立民眾監督媒體的強化機制，發揮有效的制衡力量，完善第四權的民主機制。藉著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堅實，迫使媒體回復專業角色，解除其充當意識型態機器的魔咒。此外，應推動媒體財團法人化，並立法避免市場壟斷與過度競爭，以降低商業掛帥，使媒體更符合社會公器之角色。同時，政府也要積極改善傳播工作者的創作環境，鼓勵優良創作，才能大幅提升品質，抵禦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文化壓力及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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