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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一個國家，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終將在世界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台灣的躍升迫使國際不得不重視關乎正義原則的課題，不把台灣當成一個國家，不承認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已隨著台灣民主化失去所有的正當性。
走向民主、走向世界
國共內戰、蔣氏獨裁、戒嚴治國、一黨專政，這種種枷鎖隨著台灣人民的自覺一一解除，台灣已進入自由民主國家之林。從國際法看，台灣已具備成為一個國家所需的所有必要條件，在塑造自己與他國關係時，有絕對的自由與權利。從兩岸看，台灣與中國五十年來互不隸屬，各自發展，尤其體制上一民主一專制，形同處於兩個截然迥異的世界：一個由人民當家做主，以民主機制完成政黨輪替；一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人民從無基本權利可言。故而，「兩國論」也好，「一邊一國」也好，都是客觀事實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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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不證自明的現實存在，卻需要經過自我認同，甚而要爭取國際上的承認，正顯示台灣「國之不國」的悲哀。台灣人的悲情有其歷史因素，台灣四百年史，正是血淚斑斑的殖民史，台灣人民一直掙脫不了被剝削、被統治、被奴隸的悲慘地位。先是受制荷蘭人，再經明鄭統治，其後是大清帝國。甲午戰後，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淪為日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戰敗，台灣又隨「抗戰勝利」而納於中華民國之下，台灣人民依然不能以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前途。之後，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標誌了台灣人民反抗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鬥爭史。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蔣介石帶著軍隊倉皇南逃，敗守台灣，為台灣的發展寫下另一頁。蔣氏父子四十年來以戒嚴法箝制人民，以白色恐怖手段統治人民，台灣只是「反攻大陸」的跳板，中國文化復興的基地。一方面以少數統治並全力壓制本土化，遂行政治壟斷；另一方面則積極推展中國化。然而，為了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並為獲取美國及國際的奧援，國民黨政府仍不得不懸「自由、民主」為鵠的，也因此埋下了台灣走向世界而非走向中國的種子。
中國共產黨1949年打垮中國國民黨，奄有中國，從此台灣與中國就進入不同的歷史進程，隔著台灣海峽，儼成敵國，各有不同的「集體記憶」。
中國經過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歷經反右、文革到天安門事件，新中國雖然宣稱與舊中國一刀兩斷，其實不過是繼承封建中國的幽靈，是二十五史外的另一史；相反的，台灣經歷兩蔣的統治，追求民主沒有一日稍停，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出任總統，這是台灣歷史的偶然，也是必然。從此台灣脫胎換骨，從專制、極權進入到自由民主，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員。
以「普遍意志」譜寫「第二共和」
這是一段漫漫長路，兩岸各自單線進展。就台灣而言，從矇昧黑夜到光明的天明，譜寫的是民主進程的樂章，也是台灣人民宣告「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完成的凱歌。回顧來時路，有幾個關鍵事件可以簡單鉤勒。
1987年，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法終於宣告結束，為台灣民主化拉開序幕並敲起鑼聲。1988年蔣經國去世，兩蔣時代告終，由副總統李登輝續任大位，展開了十二年台灣民主化工程的建構。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台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並宣示中華民國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1991年、1992年，國民大會與立法院全面改選，台灣人民直接選出自己的國會議員，中華民國「法統」的象徵與實質從此斷裂。1996年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台灣政治從威權「轉化」民主，大局終於底定，更重要的是，歷經六次憲政修改，主權在民的民主精神落實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建構。從此，台灣不再回到中國傳統的治亂循環中，走向民主就是走向世界，正式與封建中國斷裂。
台灣不接受中國的「統治」，也不願意成為中國的一省，原因並不難理解。台灣人民經過四百年的奮鬥，好不容易打破殖民地、次殖民地的樊牢，又經過近四十年的犧牲奮鬥，終於從「一黨專制」中解脫出來。台灣人民已經成為自己的主人，透過選舉完成政黨輪替。雖然我們的民主工程還需要許多努力，但是，二千三百萬人絕不可能再度「退化」，去接受既不民主、又無法治、更不重視人權的中共體制。一旦退化到「一國兩制」的香港地位，無異是接受另一副鎖鏈。
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民主制度的「深化」，已經成為台灣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憑藉，也是保障自我的條件。「一個中國」看起來雖然聲音很大，憑恃的卻是武力，台灣內部與之唱和者，何嘗不也是拿中共的武力來助威? 台灣人民透過自覺，再透過民主程序來自我定位、自我建構，台灣如果不是國家，那是什麼呢?
「一個中國」是「想像共同體」
台灣的國家定位認定，面對著國內、中國與國際三種力量的衝擊。最基本的課題，是要先解決內部認同的分歧與衝突，重點是，台灣非得透過人民的自覺，以凝結出主體意識與主流民意。但是，四十多年來，外來政權藉著政治力與文化力，將台灣收納於中國之下，於是台灣人民「自我消除」，把精神與肉體都獻給了中原大國，台灣沒有歷史也不必有歷史，台灣人民不但患了歷史失憶症，更且在「去台灣化」的政策中甘之如飴。台灣人民在精神層面喪失自我，在政治層面雙手交出「主體性」，永遠的臣服於中國的「天朝」之下，正是今天台灣最大「錯亂」的由來。
從1949年蔣介石帶著軍隊進入台灣，到1996年台灣人民直選總統，台灣獨立於中國逾半個世紀，而且對峙於海峽兩岸。但是外來的中國國民黨從來不敢面對現實，不承認歷史事實，宣稱中華民國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共和國的領地。其實，國民黨從中國帶到台灣的憲法在戒嚴時期也沒有一日行於台灣，更何況再經過六次修憲，這部憲法也已經由傾向內閣制修訂為類似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因此，視中國國民黨帶到台灣的憲法為「一中憲法」，並且據此來宣稱「只有一個中華民國」的「一中原則」，其荒謬是十分明顯的，而這卻是台灣國家認同混亂的源頭。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宣佈擁有台灣，他們在1995年提出《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明確表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台灣問題是國共內戰的孑遺，連篇累牘的反覆申說「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後，又改變論調，提出另一版本：「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屬於中國」，後者之論調與堅持「法統」的國民黨與親民黨說法遙相呼應。
中共對台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上。中國內戰是什麼？就是國共兩黨的鬥爭，故而中國的兩岸和談對象非中國國民黨莫屬：「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兩黨談判可以吸收台灣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問題是，中國國民黨已淪為在野黨，台灣的執政黨現在是民進黨，「國共內戰」的結構遂蕩然不存，而中共的「一中原則與台灣問題」的理論基礎也因此崩解。更何況中華民國已進入「第二共和」，中華民國名稱不變，但透過六次的修憲建構，已不再是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因此「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也就失去意義。
至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隔海唱和，並且都把中國虛懸起來，同意在兩岸兩個政治實體之上，有「一個中國」的存在，其實是用虛假的想像物來模糊「一中」。援引康乃爾大學講座教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論，這個「中國」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實際上並不存在。
民主改革勢必在憲政上完成
戳破虛幻的「一中」，落實台灣的主體性，最大的突破基礎在結構性的轉化，而轉化的力量來自「主權在民」的理念與行動，兩者呈現辯證的關係。台灣進行的既是「寧靜革命」，所有的改革都遵循民主的程序，結構改變得以完成，一賴選舉，一賴憲政改革。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就是本土化的過程。透過選舉，台灣人民一步一步的建構本土政權，從李登輝總統到陳水扁總統，台灣人民已做出了選擇。2000年的政黨輪替，必須在2004年鞏固，否則，外來政黨重新掌權，是民主化的挫敗，也是本土化的倒退；這絕非「政黨輪替」的真諦。
除了依靠選票，凝聚主流民意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憲政工程的完成。過去六次修憲，主要著眼點在憲政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不在憲法的基型，完全沒有觸及到建構國家（nation-building）的要素，這就是今天台灣「認同」缺少憑藉的重要因素，也是「第二共和」還得要在憲法上努力的地方。憲法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在政治結構上深具意義。憲法學者告訴我們，「為政治改革而進行的鬥爭，常常轉變成審查憲法的鬥爭；直到這種審查完成，政治改革才算正式得到承認」。因此，台灣的民主化與政治改革必須在憲法審查上結果。
故而台灣需要一部新憲法已成破解「一中」迷思、落實主權獨立的必要配備，尤其在政治結構丕變、革故鼎新的今天，一部新憲法遠比不堪修改的老憲法更具象徵意義，也更富實用價值，因為是新的而非來自修補的憲法，更適於來宣告與過去的決裂，更能適應新而主權獨立的台灣之確立。
從國共內鬥到戒嚴治國到新憲告成，台灣「第二共和」的建構才算真正安定。
台灣人民已用自己的力量打斷了四百年來的腳鐐手銬，用自己的力量締造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民用自己的選票透過一次一次的選舉，完成所有民主的工程，透過新憲法的確立，完成國家認同，「一中原則」終將為世人所棄，台灣終將為國際所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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