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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南方論壇

　中國的強大或許對立對比出台灣的弱小，但是，這種外在型質的哲學性相對主義，可能有別於文化的相對主義，台灣的存在、香港的存在事實，或許能勾起中國內的存在可能性、或可能性存在。

　曾經有一種「冷漠的僥倖」，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詮釋：

　努力地對邪惡示好，無非是期待讓自己成為最後的受害者！（邱吉爾）
　努力地對中共示好，只是為了自己對權勢的慾望，期待紅色的灌頂加持！（亞斯伯又打嗝）

　香港的年輕人無法爭權、卻很爭氣，九月的選舉應該是一場註定失敗的勝仗，因為敗選是輸、勝選也會是輸（被輸），因為國安法之下，民主不可能有勝仗，自由必受框制，只有意志能顯現李登輝所說的「立場的悲哀」、或我說的「場域的悲傷」。而香港人或青年毋寧是悲劇的英雄，無力無奈卻無畏，現實必會一擊，但歷史會記上一筆，這就是爭自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反觀台灣的青年，其實也該受鼓掌與稱讚，蔡英文的大勝、罷免不良政客的大勝，其實主要都是得力於青年的風起雲湧，但是，台灣仍和香港有一相異之處，台灣並沒有香港的「場域的悲傷」的束縛，或者應該說，台灣已經掙脫「立場的悲哀」，不過，台灣仍存些許「場域的悲傷」飄盪。

　柏拉圖曾用「洞窟的比喻」，完整形容「立場的悲哀」與「場域的悲傷」【註】，台灣曾經是洞窟束縛的受害群，中國則是完整的洞窟內的人，而香港人曾是完整洞窟外的陽光之地，現在正要被強行帶往洞窟之中，只是這個最後的奮力，能否改變或改變多少而已。

　哲學的相對主義、和文化中的相對主義，名詞說法雷同意義卻相異，哲學的相對主義是一種對立性或批判性的存在，例如：高個和矮人，有高個是因為或必定要有比他矮的人存在，才能顯現高個，或者矮人要碰到比他高的人時，才能認知自己是矮人、他是高個。

　所謂批判性並不是一般的批評或斥責，而是存在立基立點的評論判斷，高和矮沒有同時對立存在，無法判斷，用矮去判斷高、或者因高才能判斷矮，高矮就是一種相對主義，沒有高矮或不論高矮，卻成了絕對主義了。

　但是，文化的相對主義，卻是一種容忍或相容的存在，也就是認知自己的同時，也包容或容忍或不排斥其他的存在，例如：會有男人也會有女人，會有白人也會有黑人也會有黃人。而文化的相對主義事實上是比較接近自由；可是，哲學有絕對主義，很遺憾的，許多人也喜歡強調文化的絕對主義，菁英主義就是一種絕對主義，菁英和非菁英，初看好像是一種對立性存在，可是，在事實本質上，因為他排斥或無法包容非菁英，只有菁英是菁英、或能成菁英，這是價值情緒上的分類，並不是型質上的分別，是一種絕對概念的分辨。

　而柏拉圖除了寫過「洞窟的比喻」，他也是主張菁英主義的第一人，而共產主義是蛻化自菁英主義，他的現行名字就是「黨」，其他的黨多數是名詞，共產黨的黨接近是形容詞、或者它根本就是一種概念，又或者它只是一個價值觀形容詞，菁英價值觀的變形種。

　所以，所有的共產黨員，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理想，也不需要過多的理想，唯一需要的是力爭上游成為菁英、和菁英之上的菁英。權就是共產黨員菁英的盔甲和茅，也是成就和維護菁英身分的保證和保障。

　我曾經在二、三十年前，形容台灣是柏拉圖「洞窟的比喻」筆下的國度，但是，現在我卻要說，中國根本是受柏拉圖千年詛咒的國家！除了洞窟的框架束縛，甚至受菁英主義的變形種荼毒，資訊封鎖形成的高牆鐵壁和洞窟無異。三十多年前的台灣，和今日中國資訊洞窟的束縛環境，其實是相差無幾，只是台灣三十年來，不斷地拆卸高牆，中國則是鐵壁之外再接鏈鎖纏繞，香港現在卻正要循台灣的來時路，進洞窟高牆。

　我雖然是一隻台獨鷹，但是，我熟讀哲學與文化人類學，我深知哲學的相對主義，也熟識文化的相對主義，所以，在讚聲香港之前，我一直敬佩綠營裡的外省掛台灣人，因為三十年以前他們比一般台灣人，被更重的「立場的悲哀」和「場域的悲傷」束縛，他們的突破束縛困境更艱難，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與代價。這也是我討厭、同時也反對絕對主義概念，而主張相對主義，不論是哲學的、或文化的，在台灣、在香港、甚至在對中國的時候，立場一致、觀念概念一致。

　中國（正確講應該是中共）也許能一時制伏香港，但是鎖住有形的軀體，未必能鎖制曾經自由價值薰陶的心靈，中共對中國的資訊洞窟高牆鐵壁鍊鎖，如果出現裂縫，或許可能如現今的洪汛水患，水壩潰堤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中國的強大或許對立對比出台灣的弱小，但是，這種外在型質的哲學性相對主義，可能有別於文化的相對主義，台灣的存在、香港的存在事實，或許能勾起中國內的存在可能性、或可能性存在。

【註】：
　立場的悲哀：婆媳不和，丈夫如你，在母親和妻子之間，就可能是具有一種立場的悲哀。
　場域的悲傷：就如身居惡鄰之旁，不時飽受騷擾與困擾。
　立場的悲哀是心靈的牽扯，無關距離；場域的悲傷是空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