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政治自由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文學」
（二）建國的文學
90年代以來，我們可以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論述中看到他們努力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企圖。這時期政治自由化的加速顯然促進這種發展，特別是1991年憲法臨時條款的廢除與1992年刑法的修正，更促成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公開提倡台灣獨立建國之類激進的主張已不再是非法行為。
針對這種新情勢，已停刊的《文學界》的三位創辦人鄭炯明、曾貴海、與陳坤崙再度在高雄創辦一份新的刊物《文學台灣》。笠詩社與《臺文》重要成員，包括葉石濤、陳千武、鍾肇政、李喬、李敏勇、陳芳明、彭瑞金等人，擔任其顧問或編輯委員。90年代初以來，《文學台灣》與《笠》、《臺文》於是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提倡台灣（民族）文學概念的主要園地。
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努力主要可分兩方面。第一，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被重新詮釋成一個追求獨特的台灣民族／國家認同的歷史過程，而民族／國家認同被視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1920年代以來的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他們強調，台灣文學的發展自始就朝著「建構台灣民族」的方向在發展，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文化菁英提倡以「台灣話」（主要是福佬話）寫作「鄉土文學」，被視為最早追求台灣文學獨特性、自主性、與主體性的努力。【註：譬如彭瑞金（1992）；陳芳明（1992）；鄭炯明等（1994:96-102）】在這種論述中，日本殖民期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台灣話的書寫系統）的提倡者的漢／中國文化認同自然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註：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二章對1930年代初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提倡的分析】
另外，二二八事件結束後，在當時《台灣新生報》文學副刊上曾有一系列本、外省文化菁英間對台灣文學前途的熱烈討論。這次持續了20個月（1947年八月-1949年四月）的論辯中本省文化菁英對台灣文學獨特性的強調，被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視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化菁英關懷台灣文學與文化的「主體性」自然的延續──雖然許多參與那次論辯的本省文化菁英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地域性的文學表現能被接受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註：見鄭炯明等（1994:103）。關於1947到1949年這一系列的文學討論，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三章的分析】
再者，1964年《臺文》與《笠》的出現開始被視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意識的復興。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如今形容兩份刊物的創辦為有意識的反國民黨的舉動，而它們持續提倡台灣意識，最終甚至促成70年代鄉土文學與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註：這種說法，譬如白萩（1989:5-6）；李敏勇（1991:3）；彭瑞金（1993:69）】至於70年代中的鄉土文學論戰，則被定位為台灣民族認同與中國民族認同互相衝突的結果。【註：譬如陳芳明（1992）】
對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作家與文學評論者來說，從1920到1990年代，所有的台灣（本省）作家都因為關懷台灣人做為一個獨特民族的命運而緊密相連；台灣文化與文學主體性的建立，是不同世代的台灣（本省）作家奮鬥的目標。對這些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而言，就像一個民族試圖建立其獨立的政治主權一樣，台灣作家始終在尋求建立「文學主權」，而台灣文學必須擁有自己的國籍。【註：譬如彭瑞金（1989, 1992）；鄭炯明等（19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