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政治自由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文學」
（三）台灣民族文學：四大族群，合而為一
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第二個面向，是將台灣文學的起源「多元化」。
80年代初笠詩社與《臺文》成員開始使用的「本土文學」或「台灣文學」主要指的是日本殖民時期以來台灣（本省）人創作的現代文學──特別是小說與詩。80年代末當「四大族群」與「命運共同體」概念開始流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文學論述也開始強調台灣文學的多族群性格。台灣文學的起源被視為至少包括：
ぇ原住民文學（傳統神話、傳說、歌謠與最近原住民的文學作品等）；
え漢人民間文學（福佬與客家民間故事、謠諺、戲劇等）；
ぉ漢人古典文學（明、清以來傳統詩、文等）；
お日本殖民時期新文學（台灣人、在台日本人作品等）；
戰後文學（本、外省人各類文學作品）。
【註：譬如呂興昌（1993）。葉石濤甚至認為應該納入「平埔九族」，認為「台灣目前的種族應為五個種族」，而「台灣文學應該由這五個種族共同創造，共同建構。」見葉石濤（1994:11）】
所有這些都被視為台灣民族文學的組成部分，而其中原住民文學與漢人民間文學又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對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而言，神話、傳說、歌謠之類的原住民文學的存在，顯示台灣文學的傳統可以往前推溯幾千年，是一源自原住民文學的獨特民族文學傳統。原住民文學，加上具有強烈地方色彩的漢人民間文學，因此被用來合理化「台灣文學不應該被歸類為中國文學」的說法。【註：譬如許水綠（1987:53）；呂興昌（1992）；葉石濤（1992, 1994）；吳錦發（1992）】
對他們來說，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台灣文學就是台灣新文化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雖然台灣人獨立建國的目標尚未達成，但80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已先行獨立，而「獨立的台灣國不可沒有獨立的台灣文學」。就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來說，彭瑞金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倣效美國19世紀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 Emerson） ──他呼籲當時美國知識階層應該結束對歐洲文化傳統長久的依賴──認為90年代「是宣告台灣文學獨立的時候了」。【註：見彭瑞金（1992, 1994, 1995）。關於愛默生在1837年演說中的呼籲，見Emerson（[1837]1929:25, 35-36）。】
總而言之，直到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我們很難說《臺文》的作者群有什麼特殊的文學信念，而笠詩社成員則不僅致力於寫作「現代詩」，更追求「中國現代詩」，不僅努力要成為「現代詩人」，更希望成為「中國現代詩人」。然而，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幾年之間，這兩個文學團體的許多成員開始從台灣人受外來統治者壓迫並反抗這種壓迫的歷史角度來理解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台灣文學逐漸被再現為深具反抗外來統治者的精神的一個文學傳統。
因此，自80年代初開始，以台灣文學「本土化」的概念為中心，一種「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逐漸發展。伴隨80年代下半葉急遽的政治變遷，這種文學論述更進一步激進化，一種具有多元族群文化成分的「台灣民族文學」歷史於是在論述上被建構出來。台灣現代文學史被詮釋成一部台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追尋獨特的台灣民族認同的歷史：所有現代台灣（本省）作家都關懷台灣（本省）人做為一獨特民族的命運，而民族／國家認同是日本殖民時期的20年代以來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的主題。
對不少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作家與文學評論者來說，只有當作家以目前官定國語之外的台灣語言──尤其是福佬話──寫作時，台灣民族文學才真正有自己的表達工具。就台灣民族主義文學論述發展的歷史來看，這是從「寫什麼」（寫台灣人的苦難、希望、與追求）、「為誰而寫」（認同台灣人，為台灣人而寫）、與「為何而寫」（為建立台灣文化、文學的「主體性」，為建立一清楚、獨特的民族/國家認同而寫），進一步反省到「用什麼寫」（用台灣語言寫）。
在最近十年左右所出現努力要復興台灣語言的人士中，以台灣語言寫作正是他們重要的理念與嘗試之一。這讓我們想到台灣文化菁英在30年代初日本殖民統治下提倡以「台灣話」寫作鄉土文學的經過。語言原本就是民族主義的重要議題，不過本文限於篇幅，不擬再討論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的語言與文學的關係。【註：關於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的台灣語言（尤其是福佬話）復興運動、福佬話書寫系統的提倡與設計、寫作的語言工具與台灣民族文學概念的討論，參見筆者的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五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