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政治自由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文學」
（一）書寫台灣人的台灣文學史
文學論述是台灣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的一個主要部分。在80年代下半葉以來的這種文化論述發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笠詩社與《臺文》作家與文學批評者致力的，主要就是文學的議題。在80年代下半葉，對這些作家與文學批評者而言，一個極其迫切的議題是台灣文學史的撰寫。雖然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經常援引日本殖民時期以來的現代台灣文學成就，用來正當化他們的本土或台灣傾向，然而到80年代末為止，卻只有兩篇分別由黃得時（[1954, 1955]1979）、陳少廷（1977）所寫的現代台灣文學的簡短歷史介紹。【註：陳少廷的書大體上根據黃得時的長篇文章而撰寫】
相對地，在1987年前後，三部範圍涵蓋戰前與戰後時期的長篇台灣現代文學史著作，已由中國大陸學者撰寫成書並出版，成為80年代後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台灣研究」成績的一部分。【註：關於最近15年左右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文學的發展情形，見劉登翰（1990）；古繼堂（1992）；宋如珊（1993）。從1986到1991年，中國大陸已出版八部範圍涵蓋戰前與戰後時期的長篇台灣現代文學史著作。見宋如珊（1993:104）】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學者的台灣文學研究充滿中共關於中國統一的政治宣傳，並且刻意突出台灣文學作品中表露的「中國意識」。這些研究經常強調中國五四運動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發展的重大影響，宣稱整個台灣文學不過是「中國民族文學」的一部分。
在這種情況下，笠詩社與《臺文》成員開始擔心對台灣文學史的「解釋權」將被中國大陸學者獨占。自80年代初以來，他們經常呼籲撰寫「台灣人的台灣文學史」。【註：譬如呂昱（1983）；高天生（1983）；林衡哲（1986）；陳芳明與彭瑞金（1987）；陳少廷（1987）；陳嘉農（1988）】
到1987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以下簡稱《史綱》）終於出版。【註：80年代中，《文學界》成員警覺到中國大陸學者對台灣文學史的積極研究，因而集體商議決定撰寫台灣文學史。原來決定由葉石濤等人分別負責一部分，但後來由於史料收集不易等因素，葉石濤因此先行撰寫《史綱》。見《文學界》1988,28:70-71】自80年代初以來，葉石濤已逐漸成為「自主的台灣文學」論述的主要建構者之一（余昭理 1991），他的《史綱》則代表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化菁英的典型的文學論述。
這本書首先簡略勾勒明鄭時期到日本殖民初期中國古典文學在台灣的傳播與發展，接下的一章則敘述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的出現與推進。《史綱》其餘的五章則討論戰後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雖然該書並未完全抹煞外省籍作家及其作品，但葉石濤做為資深的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的熱心提倡者，顯然偏好本省作家，而以較大的篇幅加以討論。【註：比較余昭理對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觀點的批評。見余昭理（1991）】
在《史綱》的前序中，他明白地指出撰寫該書的「目的在於闡明台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台灣性格」（葉石濤 1987:ii）。雖然葉石濤承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的出現是受中國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但他認為當時台灣作家已「逐漸產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學的意念」。他認為，因為日本統治而使台灣與中國大陸持續分隔，因此這種發展方向是必須的、「正確而不可避免的途徑」（葉石濤 1987:28）。
抱持這種多少有點決定論意味的態度，葉石濤在《史綱》中修訂了他過去對台灣文學的一些看法。事實上，直到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葉石濤仍認為鄉土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文學表現應追求台灣地域認同與中國民族認同的平衡。對他而言，這兩種認同並非無法並存（Hsiau 1998:161-164）。
1984年，亦即《史綱》出版三年前，他在一篇討論60年代台灣文學的文章中曾推崇《臺文》與《笠》兩種刊物具有「台灣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的傳統精神」，亦即「對時代社會的強烈的批判精神」。但是，他也批評這兩份刊物的作家「過份注重本土現實及社會性觀點」，因此，使他們「失去由整個中國或世界的立場來分析鄉土問題的巨視性看法以及歐美文學嶄新思想的吸收和容納」（葉石濤 1984:143）。不過，在基於這篇1984年文章的《史綱》的段落中，雖然我們也見到幾乎相同的批評用語，但「整個中國」一詞已被刪除（葉石濤 1987:118）。
在這篇1984年的文章中，葉石濤也指出年輕的本省籍鄉土小說家，包括陳映真、黃春明、王拓、楊青矗等人，跟老一輩的本省作家，譬如吳濁流，已少有接觸，因此，他們的作品已非「老調的鄉土文學」。葉石濤繼續說：「這可能是新一代的這些作家不太認同台灣本土意識較強的老一輩鄉土文學，而是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台灣文學的前途的關係。這也許是一種進步吧。」（葉石濤 1984:146）然而，在源自1984年這篇文章的《史綱》的段落，上面引文中對年輕一代鄉土小說家正面贊賞的肯定語氣，已被修改成較中性用詞，而「這也許是一種進步吧」一句，則被略去（葉石濤 1987:123）。
修改自己過去對台灣文學的看法，以符合自己目前的台灣民族主義主張與當前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並非只有葉石濤一人。80年代下半葉，在支持台灣獨立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之間，這並非不尋常的事。譬如本身也是笠詩社一員的陳明台（1948-），在1982年討論笠詩社詩人在作品中表現的鄉愁時指出，笠詩社中較年輕的「第二世代」詩人──如白萩、趙天儀、林宗源、李魁賢等人──的歷史體驗，「是由台灣光復，無寧說是一個全然新的歷史的『生』而開始」；而他們的文學生涯的出發「是從成為祖國的、中國的，和原本即是做為故鄉而存在的台灣的交接點而邁步……」（陳明台 1982:19）。到1989年這篇評論收入《笠》文章結集出版的《台灣精神的崛起》，作者已將上面引文中的「台灣光復」、「全然新的歷史的『生』」字眼，代之以「國民政府的接收、支配台灣」這種較負面的用詞，而原本在「中國的」之前出現的「祖國的」一詞也被略去（陳明台 1989:32）。
在這段期間，葉石濤《史綱》出現之前唯一出版成書的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史的作者陳少廷，也為其1977年的這本書中「著力於闡述中國文學對台灣新文學之影響」而表達歉意。面對一些台灣民族主義者對他早期著作的嚴厲抨擊，陳少廷承認「台灣新文學有其獨特性及其存在之社會文化背景，因此，把台灣新文學視為中國文學之支流，乃是不當之論。……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是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陳少廷 1987; 1988）。【註：關於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對陳少廷該書的批評，見陳芳明與彭瑞金（1987）；許水綠（1988）。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中，陳少廷認為「台灣的文學本就是源自中國的文學」，因此，1945年「台灣重歸祖國，自然就再沒有所謂『台灣文學』可言了……。」見陳少廷（1977:1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