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政治自由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文學」
在90年代上半葉更自由的政治氣氛中，台灣民眾的政治利益認知愈來愈複雜。不過，一個事實是這期間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顯著增加，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顯著減少（陳文俊 1996）。同時民進黨的主張也有所調整，比創建初期更重視現實的考慮。為了淡化民進黨受福佬人主控的形象，並且爭取其它族群的支持，大約在1989年前後，民進黨的領導者開始用「四大族群」來指稱台灣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民。這個分類後來被大眾──包括國民黨與新黨──廣泛接受，逐漸與以往本、外省人的二分法並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趨勢。
伴隨這個新的分類詞彙而來的，是社會上開始普遍提倡族群平等的觀念。新的族群分類的流行代表民眾逐漸認識到四個族群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以往在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下是被淡化的。另外，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提倡將台灣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種概念旨在促使民眾相信他們雖然有族群界線的區隔，但在一個政治社群的架構下，仍然緊密相關。命運共同體概念在90年代上葉的出現，目的在促進一種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新的台灣認同感（Chang 1996）。
John Breuilly曾指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運用，可以發揮協調（coordination）、動員（mobilization）、與合法性（legitimacy）三種不同的功能，並且不同的民族主義有不同的功能，而即使是同一民族主義，在不同的階段也可能企圖發揮不同的功能（Breuilly [1994]1996:166-167）。
我們可以說，80年代初黨外提倡的台灣民族主義主要的作用在動員福佬族群的政治支持。到了80年末、90年代初，雖然台灣民族主義者動員民眾支持的需要始終存在，但其意識形態在結合「四大族群」與「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後，逐漸突顯其協調與合法性的功能──亦即協調台灣不同族群，並對外──尤其對中共──宣稱台灣做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社群的合法性。換句話說，台灣民族內涵（從福佬族群為主的本省人到四大族群）與屬性（較排外的福佬中心主義到較開放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的轉變，意味著其所企圖發揮的功能的轉變。
這種變化，充分顯示民族認同的社會建構的性質，也顯示民族做為一種集體認同，往往是民族主義運動引發的結果，而非其原因（Gellner 1983:55；Hobsbawm 1990:10）。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的台灣（民族）文學論述在80年代下半葉後的變化，正反映了上述的轉變。
自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笠詩社與《臺文》成員更進一步涉身反對政治，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民進黨成立後不久，這兩個團體的主要成員，譬如巫永福、葉石濤、李喬、楊青矗、李敏勇、趙天儀等，倡議進一步將具有鮮明的台灣意識的文化菁英組織起來。
1987年二月「台灣筆會」成立，以楊青矗為首屆會長，約有130位會員，包括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畫家、音樂家等。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則為主要會員與領導幹部，而《臺文》也成為這個新團體的機關刊物。台灣筆會的〈成立宣言〉認為「文化運動是一切改革的根源」，因此要求「全面的文化改革」，以改善社會。〈宣言〉同時呼籲作家「全面的覺醒」，投入社會改革，以建立一個「精神的政府」。 【註：見《文學界》1987,21:4-6】
在80年代末，台灣筆會發佈一系列公開聲明，抗議國民黨政府不准海外台獨黑名單人士返台、逮捕政治異議人士、壓制群眾運動、逃避二二八事件中屠殺本省人的責任等等。在這期間，楊青矗曾擔任民進黨的《民進報》周刊的總編輯，而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如李敏勇、陳芳明也成為其重要的撰稿人。
台獨運動快速推進的80年代下半葉，我們也看到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蓬勃發展。在這個發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正是笠詩社與《臺文》的作家與文學批評家。整體來說，這一波文化論述的最大特色是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這一波文化論述特色的詳細討論，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四章】
《台灣新文化》（1986年九月-1988年五月）與《新文化》（1989年二月-1990年12月）這兩本新雜誌的創刊發行，代表了這一波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論述風潮。這兩份期刊的名稱，明白顯示其創辦者提倡一種新的文化認同的企圖，而其社長或發行人都是民進黨的重要領導者謝長廷。笠詩社與《臺文》的主要成員，譬如趙天儀、李喬、楊青矗、宋澤萊、高天生、李敏勇等，則為其顧問、社務或編輯委員。在這時期，這兩份新刊物與《臺文》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傳播其文化論述的主要管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