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文學」
（三）什麼是「台灣文學」？：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
當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及其作品愈來愈政治化，「台灣文學」的定義這個議題對他們而言也愈來愈重要。承襲葉石濤的看法──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基於台灣意識而寫出的作品（葉氏長久以來為《臺文》的重要支持者與投稿作家，並且在1983年開始列名為《臺文》同仁【見《臺灣文藝》1983,80：版權頁】），《臺文》年輕一代成員如彭瑞金（1947-）、陳芳明（1947-）與高天生（1956-）的文學評論，在80年代上半葉台灣文學概念政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和葉石濤早期的看法比較，他們的論述呈現了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的激進傾向，亦即強調台灣文學異於中國文學的歷史性格、文學特色等「本土化」特質，認為探討台灣的歷史命運與人民的生活風貌，才是台灣作家的最主要課題。【見高天生（1981）；彭瑞金（1982）；宋冬陽（1984a）】至於陳芳明則重新發掘葉石濤與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所提出而被人忽略的相對觀點，認為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概念是基於健全的「台灣意識」，陳映真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概念則反映不切實際的「中國意識」，而這兩種認同情感是無法並立的（宋冬陽 1984a）。
這時期對台灣文學最完整的政治化定義，可能是李喬所提出的。援引葉石濤與彭瑞金的看法，李喬如此定義：「所謂台灣文學，就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寫台灣經驗的文學」。所謂「台灣人的立場」，是指站在台灣這個特定時空裡，廣大民眾的立場；是同情、認同，肯定他們的苦難、處境，希望，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目標──的立場。這個立場，與先住民，後住民，省籍等文化、政治、經濟因素無關。 所謂「台灣經驗」，包括近四百年來，與大自然搏鬥與相處的經驗，反封建，反迫害的經驗，以及反政治殖民，經濟殖民，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經驗。（李喬 1983:7）
在這樣的定義中，葉石濤1977年〈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中用來形容殖民時期台灣鄉土文學特質的「台灣意識」概念被推進一步，涵蓋了國民黨統治的戰後時期，意味著戰後的台灣人──雖然李喬在此強調不分族群──和他們的祖先一樣，面對高壓的統治而展現抵抗的精神。對李喬而言，為台灣人而寫、寫關於台灣的事，是認同台灣的作家寫作的指導原則。
中國文學史家夏志清在分析現代（特別是1949年之前）中國文學的特色時，曾指出現代中國作家的道德重擔，主要源自他們對中國國家／民族命運與前途近乎執念的深刻關懷（the obsession with China）（Hsia 1971:533-34, 536）。如果模倣夏志清的概念，那麼我們可以說，在80年代初，一種「對台灣的執念」（the obsession with Taiwan）已經在《臺文》與《笠》成員之間形成。他們對台灣的命運與前途的嚴肅關懷，使他們將70年代鄉土文學流行以來對文學實用功能與社會政治意義的強調推到極致。然而對台灣執著的關懷已取代在鄉土小說家身上復起的那種「對中國的執念」。他們同時也將自己描繪成鄉土文學的先驅，譬如認為鄉土文學乃源自笠詩社對生活與社會現實的特殊關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