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文學」
（二）美麗島事件與本省籍作家、作品的政治化
美麗島事件激發了文學的政治化，如同它導致了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事實上在鄉土文學論戰停息後不久，王拓與楊青矗這兩位主要的鄉土小說家就放棄其文學生涯而投入政治反對運動。兩人都成為1978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的黨外候選人，但這次選舉因美國突然與台灣斷交而停辦。王拓與楊青矗後來加入《美麗島》團體，並且因為涉及美麗島事件而入獄。
這個事件深深影響了《笠》與《臺文》作家，他們許多人明白承認這個事件使他們的政治意識覺醒，並且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獨裁性格。資深的《臺文》成員鍾肇政明白指出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意識論戰」將他的台灣意識具體化的深刻影響。他說：
美麗島軍法大審之後，本土精神昂揚……於是乃有1983年到84年間的「台灣意識論戰」，打得如火如荼。……坦白說，我也是這場論戰的受惠者。這個時期，我退隱鄉間，對文壇事不再問聞，埋頭寫我的長篇小說。然而，原來存在於我心中的意念──一個台灣文學主義者的思念及嚮往，被那一場論戰具體化、理論化了，也被凝固了（鍾肇政 1989:333-334）。
長期以來是《臺文》作家，並且在1994年二月成為其總編輯的李喬（1934-），也曾清楚地表達了類似的覺醒：
大的時代變遷對作家是重要的，說來很可笑也很可恥，我自覺成長的很慢。我經常向三十多歲的寫作朋友講：我有十幾年的生命是停頓的，白活了十年到十五年；要不是時代的變化，可能我終其老死都不會「長大」。現在我想我是「長大」了。今天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想做什麼？能做什麼？我寫的是以台灣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我是在社會的重大事件中找到焦點，大時代的衝突使自己的生命獲得衝激因而成熟，例如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讓我成長。不然的話，我可能終其生找不到生命意義的焦點，也就找不到文學的焦點。……我也曾高談藝術是獨立於現實之外，和政治是不接觸的……在台灣的作家顯然的要分出你是黑是白，是正義是不義；作家若還想「超乎政治之外」是可恥的，文學沒有政治是假的，尤其是當前的台灣作家（李喬，趙天儀 1988:30-31）。
另一位在鄉土文學論戰結束後成名，並且後來曾擔任《臺文》編輯委員的年輕一代本省籍作家宋澤萊（1952-），生動地描述了美麗島事件對他個人的重大衝擊：
一九七九年底恐怕是我們年輕人一個很重要的再啟蒙。我猶記得，在那之前，我還是多麼純粹的一個被瞞在世界真相底下的人。在那之前，我們都還思索人間究竟有什麼絕對的事？人性究竟是善是惡？何謂最終的信仰？社會的法則是什麼……但是那以後，我們突然改變了，只在一夜間，我們變成了另一個人。你看！多麼傻，我們的答案就在那兒，人類的真面目就呈露在那兒，而整個歷史的真相就是那樣，以前我們多愚蠢，而現在我們聰明起來了。【註：引自高天生（[1985] 1994:258）】
鍾肇政、李喬、宋澤萊的自白，分別代表戰後第一、二、三代本省籍小說家受美麗島事件的深刻影響。
這個重大政治變動的衝擊對笠詩社的重要詩人──譬如鄭炯明與李敏勇──的影響也非常明顯，【註：見鄭炯明（1987:8-9）；吉也（1988:101】並且使《笠》與《臺文》作家開始觸碰各種敏感的社會、政治議題，譬如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反共戒嚴下的社會生活、民族／國家認同的問題等等。
從1980年代初開始，這些小說家與詩人的作品或者用隱微的筆法，或者用明白的方式，抗議國民黨的統治。就像當時擔任《臺文》社長的陳永興所指出的，受到黨外對國民黨挑戰的剌激，「……『臺灣文藝』，在尺度上也比過去的二十年有很大的突破，……沒有任何題材是不能寫的，沒有任何作品是不敢登的……。」【註：見《臺灣文藝》1984,91:32】笠詩社與《臺文》列名的「本社同仁」、社務委員、編輯委員、作者群等，幾無例外地由本省人組成，兩個團體作家作品中的抗議，無疑有強烈的族群政治的意涵。
《笠》與《臺文》兩個作家群長久以來維持密切的關係。自《臺文》創辦以來，笠詩社成員一直是重要的投稿作家與贊助者。吳濁流在1976年逝世後，笠詩社的資深成員巫永福，繼任為《臺文》的發行人。在1983年一月，《臺文》列名的「本社同仁」有46位，其中有13人即為笠詩社成員，包括笠詩社的兩位創社社員陳千武與趙天儀。【註：見《臺灣文藝》1983,80：版權頁；《笠》1982,112:18】
在80年代上半葉，這兩個作家群開始與黨外發展公開的密切關係。楊青矗與王拓在1983年12月與1984年11月分別出獄後，都加入《臺文》而成為其「同仁」。《臺文》列名的「同仁」，還包括黨外重要的領導者如江鵬堅、周清玉、與洪奇昌。在1984年九月，《臺文》策劃了一個專輯，歡迎因美麗島事件被捕的八位黨外領導者之一的林義雄被釋放出獄。【註：《臺灣文藝》1984,90:4-28】
1982年初，三位笠詩社與《臺文》的資深成員鄭炯明、曾貴海、與陳坤崙，在高雄創辦了《文學界》（1982-88）。在80年代，這份新的文學刊物與《笠》、《臺文》一起成為以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為主的本省作家、文學評論者發展與建構政治化的台灣文學概念的主要場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