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笠》《臺灣文藝》與本省籍作家：60年代
（一）《笠》與《臺灣文藝》：現代化意識與中國意識
在1964年四月，吳濁流得到巫永福（1913-）、陳千武（1922-）、張彥勳（1925-）、葉石濤（1925-）、鍾肇政等一群本省籍作家的支持，創辦了《臺灣文藝》（以下簡稱《臺文》，1964-）。在這一年的三月，十二位本省籍詩人，包括吳瀛濤、陳千武、林亨泰、錦連、白萩、黃荷生、趙天儀（1935-）等，組織了「笠詩社」，並在六月開始發行《笠詩刊》（以下簡稱《笠》,1964-）。
從那時候開始，《臺文》與《笠》這兩份刊物糾合了大多數的本省籍作家，包括在殖民時期成長者與戰後的世代。從80年代下半葉起，這兩份文藝刊物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成為推動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主力，而80年代末之後，這兩份刊物的誕生更被形容為50年代「戰鬥文藝」宰制後台灣文學的復興。
在他們的文學論述中，這兩份刊物的創辦，標誌著台灣民族意識在本省籍作家中的重大發展。這兩份刊物被認為在台灣「民族文學」中扮演關鍵角色，特別是因為它們彌合了戰前與戰後世代本省籍作家之間的斷層。因為這兩份刊物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台灣文學論述中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探討它們早期的歷史，特別是《笠》的發展。
《臺文》創刊號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吳濁流提倡漢詩──亦即中國古典詩 ──的寫作（吳濁流 1964a），這和50、60年代流行的文學現代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和許多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的本省籍知識分子一樣，吳濁流不只接受正式的殖民教育，而且在私塾學習漢文。除了習於以日文寫作小說之外，他同時也寫中國古典詩。
在《臺文》創刊號的一篇文章中，吳濁流不滿胡適過分偏袒白話詩文，以及胡適對仍然寫作古典詩者的敵意。他同時批評當時台灣的現代詩受到外國文化影響而產生，尤其是模倣、使用西洋句法與形式。他認為中國古典詩是漢／中國民族文化的精華，「可與民族共榮」，因此，提倡其寫作技巧的改革，譬如放寬某些格律上的限制，以便使現代人易於習作。
吳濁流同時也呼籲現代詩的作者放棄對西洋作品形式與技巧的依賴，「創造有中國文化格律的白話詩」。事實上，吳濁流為《臺文》所設定的主要任務就在鼓勵作家「共建有中國文化格律的文藝」，「共同努力來推進中國文化之向上」。【註：見《臺灣文藝》1964,5:1】吳濁流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抱持折衷調和論的看法──在60年代台灣，一般具有社會文化改革傾向的知識分子普遍抱持類似的觀點──因此，他強調要兼採中國固有文化的長處，譬如中國古典詩，以及外來文化的優點，以創造「合乎時代的我們中國的詩」（吳濁流 1971:14）。
雖然吳濁流也認為作家必須認識台灣的特殊環境，作品要立基於這種特殊性，亦即「台灣文藝，要根據台灣的特殊環境而產生一個個性」，但他也主張「這個性又要合於中國的普遍性，同時具備世界的普遍性，才有價值可言」（吳濁流 1964b）。
吳濁流在1976年10月，也就是「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大約10個月之前逝世。直到他逝世，《臺文》都闢有專欄，刊載中國古典詩作。在吳濁流主編之下，《臺文》登載的作品主要來自本省籍作家，包括笠詩社的詩人，這本刊物於是成為本省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與文學批評者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雖然吳濁流個人有強烈的文學信仰，然而，很難說《臺文》的作者有什麼共同的特殊關懷。
至於70年代初「回歸鄉土」的潮流，對這份刊物也沒有特別顯著的影響。只有在吳濁流去世後，鍾肇政繼任為新主編，《臺文》才致力引介、批評黃春明（1939-）與楊青矗（1940-）等主要的「鄉土小說家」的作品。它也重新登載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吳永福，與葉石濤等本省籍作家在殖民時期所寫的小說。
此外，鍾肇政主編下的《臺文》也開始出現一系列特輯，討論重要的本省籍作家，如鍾理和、鄭清文（1932-）、李喬（1937-）、以及鍾肇政本人。藉著向讀者介紹這些本省籍作家與作品，《臺文》表達了對「鄉土文學」的支持。
和《臺文》類似，《笠》成為本省籍詩人集中的園地。在60年代末，笠詩社的成員已超過三十人。除了一、兩位之外，他們都是本省籍。和《臺文》的作者相比，他們對詩有較為一致的看法。至於他們組成詩社的動機──「目前詩壇……創作選稿之流於人情……以捧場或漫罵代為正當批評……針對其弊病，籌組出版一夠水準的，慎重其事的詩誌，以挽救目前詩壇之頹廢現象」（陳明台 1969:21），並沒有極其特殊之處。
《笠》創刊號上同時以充滿自信的語氣宣稱「五四」對他們而言，已不再有什麼意義，因為「這個世代終於有了屬於這個時代的詩」。【見《笠》1964,1:5】因此，笠詩社成員在1980年代之後宣稱《笠》的創辦與《臺文》的出現一樣，都是基於一種與「中國意識」對立而自主的「台灣意識」， 【這種說法，譬如陳千武（1989）；白萩（1989）；並比較李敏勇較早的說法，見郭成義紀錄（1982:175）】實情則遠非如此。這本刊物呼籲創作並謹慎評價「屬於這個時代的中國詩」，以「保存民族文化與幫助讀者之鑑賞」。
我們甚至很難說笠詩社的成立，是出於決心抵抗台灣現代詩嚴重的「西化」。【譬如李敏勇的說法，見郭成義紀錄（1982:175）】對於從1959到1969年影響一般詩人甚鉅的文學現代主義的主要推動者──創世紀詩社，笠詩社很少有抵抗的具體表現。《笠》甚至向其讀者正式推薦《創世紀》詩刊。【見《笠》1966,13:10】笠詩社成員幾乎未曾參與70年代初對台灣現代詩的批判，這可以視為他們對傾西方的文學現代主義少有具體反對的指標。
在70年代中的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如同一些資深的成員在那個時候所承認的，笠詩社在論戰中並沒有扮演什麼角色，而論戰對他們的創作也少有影響。【註：這是趙天儀與李魁賢在當時的討論所指出的，見《笠》1978,87:43-43。至於白萩的看法，見《文學界》1982,4:182】
簡而言之，笠詩社的成立與《笠》的創辦，與《臺文》的誕生一樣，和政治的地域傾向幾無關係，更別說是出於台灣民族主義。相對地，這兩份刊物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現鮮明的中國意識。笠詩社對流行的傾西方的文學現代主義也少有刻意的抵抗。我們可以說，就像戰後二十年其它重要的詩社一樣，在當時流行的「現代化」意識之下，笠詩社關懷的是如何將詩現代化而創造「中國現代詩」。就這種熱情而言，他們和60年代主要由外省人組成的其它重要詩社沒有太大的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