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族群，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份子
（四）「文化特殊性」的政治
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之一，是以一特殊的文化的團體認同，做為政治要求與行動的基礎。「不管我們談的是民族主義的那個面向，也不管民族主義可能採取的是那種形式，民族主義的公分母包括一種信仰──亦即一群人認為他們是獨特的社群，具有與眾不同的特徵──以及一種意志──亦即這群人希望在一獨立自主的國家中維護並宏揚這種特殊性」（Yoshino 1992:6）。也就是說，要宣稱有權擁有某片領土，並有權做政治自決，一群人通常必須令人信服地顯示他們是一個獨特的社群。
關於文化的種種概念（譬如文化做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這種概念），一直被用來正當化民族自決的主張。文化於是被用來「確認」一個特殊人群的存在，而這群人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就這一點來說，文化成為獲取政治權力的工具（Penrose 1995），文化領域因此包涵了對政治秩序至關重要的種種過程。
民族主義者主張存在有一個獨特的文化，主要牽涉到集體象徵的生產，以及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的再現（representation）。正如Pierre Bourdieu所指出，政治鬥爭基本上涉及「對社會世界的再現」，而這種再現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與建構」的（Bourdieu 1985:723, 726）。Prasenjit Duara研究中國1920年代初聯省自治主張中對中華民族概念的變化時指出，民族主義是「關於文化的政治」（Duara 1993）。不過，確切而言，民族主義是「關於文化特殊性的政治」。
在涉及文化特殊性的民族主義政治中，人們自覺到他們「擁有」一個文化，文化被視為一種權利。然而，民族主義者努力要恢復的那種文化傳統，往往與他們的父祖輩生活於其中的那種文化，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功能。他們的父祖輩極少將文化視為一個可以與他們自己、與他們的生活分離的客體。換句話說，在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中，已經喪失文化的無知無邪（cultural innocence）（Eriksen 1992:10）。
論述，或者說語言的陳述運用，對了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建構族群性或民族性極為重要。做為製造與複製人們感受的一種社會過程，論述的行為建構它們自己的知識對象，創造它們自己的認知主體，並且決定什麼是理性的、正確的、以及真實的（Foucault 1972）。
本文的分析顯示，論述──或者說言語的運用、流通、與循環反覆──在建構台灣民族認同時扮演關鍵的角色。如同Denis-Constant Martin所說的，關於認同的敘事引導了政治情感，使政治情感可以激發種種作為，以改變權力的分配；認同敘事改變人們對過去與現在的感受；它改變人群的組織方式，並創造新的人群；它強調某些特質，並牽強附會其意義與邏輯，藉此改變文化。認同敘事創造對世界的新的詮釋，以便改變世界（Martin 1995:13）。
在政治運動中宣稱某一種認同，或是將認同的宣稱做為政治主張的一部分，通常是藉著界定差異，亦即劃分「我們」與「他們」，而清楚有力地表達出來。人群之間的同與異，一方面在象徵上藉著再現的行為標誌出來，另一方面則在社會上藉著納入或排斥某些人群而劃分出來（Woodward 1997:4）。
文化特殊性的建構與表述正可以用來劃分「我們」與「他們」──譬如在台灣民族主義的例子中的「我們台灣人」與「他們中國人」。雖然社會中具優勢地位的、宰制的團體也經常以某種認同宣稱做為正當化社會政治行動的基礎，但認同政治主要涉及的，是宣稱自己為被排擠或被壓迫團體的成員，並以此身分與認同做為政治行動在道德上的正當化理由。
關於文化特殊性的論述經常就著重在分析某個人群所遭受的特殊迫害，並且謳歌該人群與周遭互動的其它團體不同的獨特性。就像本文下面的分析所顯示的，獨特的台灣（本省）人歷史經驗──尤其是台灣（本省）人受不同的外來政權殖民統治並且反抗的歷史──的建構與表述，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一個重要部分。
80年代上半葉，台灣的政治反對人士開始進行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王甫昌 1996），這個時期大致上可以看成是Hroch所區分的民族運動的B階段，亦即在這個時期政治活動分子積極鼓吹民族意識，逐漸動員更多族群成員的政治支持。80年代末以來，許多本省籍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宣稱他們在60年代之後的文學活動與結果，是基於具有政治意味的台灣意識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註：這種說法，譬如白萩（1989）；陳千武（1989）；李敏勇（1991）；彭瑞金（1993）。見下文第二節、第四節的分析。】
換句話說，在這些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歷史敘事中，他們本身早期的文化活動，無疑扮演Hroch所謂的階段A的角色，甚至這些活動早已具有政治動機。然而，從目前留存的史料來看，實情恐非如此，而這正是本研究接下來要詳細分析的。（註）
註：許多研究者可能認為70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也扮演類似Hroch所謂A階段的角色，亦即這時期許多知識份子對台灣的文化與歷史的熱切關懷與探究，替80年代的「台灣意識」或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奠下基礎。然而，從史料所顯示的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的本質，以及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來說，上述的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主要代表的是對文化過度西化的反抗，而且是受到70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所引起的社會政治改革呼聲激發的。以其中居於關鍵地位的「鄉土文學」作家與支持者為例，他們以中國的「國恥」來理解台灣戰後的社會政治問題，展現了鮮明的中國民族情感。在這個時期，「鄉土精神」雖有強烈的地方色彩，但絕不是台灣民族主義的。
因此，籠統地把鄉土文學為代表的70年代的文化活動與結果，視為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A階段，並不恰當。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三章的分析。再者，從歷史分析的角度而言，認為70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奠下80年代台灣意識或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基礎，這種回顧的看法恐怕無意中具有「歷史進化論」的意味。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中，確實存在著對台灣歷史文化的熱切關懷與探究，但這些情感、意志、與行動，未必會發展成有政治意味的台灣意識或甚至台灣民族主義。本文毋寧更重視「歷史偶然」造成的歷史轉折與影響。就本文的分析而言，最主要的歷史偶然，是美麗島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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