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族群，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份子
（三）人文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運動的階段發展
另一個涉及人文知識分子活動的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是捷克學者Miroslav Hroch在60、70年代之交出版的著作。〔Hroch在這方面的兩本重要著作的主要部分已英譯並且合為一書，見Hroch(1985)。〕Hroch的著作至今仍是對歐洲（尤其是中、東歐）被宰制的族群形成民族的過程最重要的歷史比較研究之一。Hroch根據民族運動不同階段中主要行動者的性質與角色，以及非宰制族群的民族意識發展的程度，將民族運動區分為三個階段或時期。（註）
註：這裡必須指出Hroch不用「民族主義」，而用「民族運動」（national movement）來指稱19世紀或20世紀初中、東歐的民族形成過程──亦即被宰制族群企圖建立民族文化、追求公民權與政治自決權、建立自己的統治階層的有組織的行動──因為這些有組織的行動的最終目標未必都在建立獨立的國家，而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是「民族主義」一詞在定義上所涵蓋的。見Hroch（1993）1996:80-81。然而，就本文分析的目的而言，Hroch對「民族運動」與「民族主義」的區分，相對上並非很重要，因為他研究的某些「民族運動」的個案的確企圖建立自己的國家。
其中，開始的階段A的特色主要是一群個人──通常是知識分子──展現對自己族群語言、文化、社會、歷史特質等的覺醒與興趣，並且積極熱情地探究與傳播。這些個人幾乎沒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他們的活動也對社會沒有廣泛的影響。在接下來的階段B所出現的另一類民族運動推動者，已不滿於上一階段停留在知識層次的歷史文化探索，因此，積極地致力於鼓吹民族意識，逐漸動員更多的族群成員支持其締造民族的計畫。至於到了階段C，則前一階段推動者的鼓吹已有明顯成效，使相當大部分的族群成員建立一定程度的民族認同，因而興起群眾性的民族運動（Hroch 1985:22-24; [1993]1996:81）。Hroch對民族運動發展三階段的區分為不少學者所接受，或者被借用來研究其它的歷史個案【註：譬如Gross 1981; Hobsbawm 1990:12, 104; Kellas 1992; Eley and Suny 1996:16-18; Woolf 1996:23】。
雖然Hroch指出民族形成的過程並非預先就注定或不能逆轉，而且這種過程可能中斷，也可能再度繼起，而不同的民族運動所歷經的上述三個階段也有長有短，民族文化的探索、民族意識的鼓吹、與群眾性民族運動的強度也有強有弱（Hroch 1985:178; [1993]996:79），不過他以這三個階段為架構，比較了19世紀或20世紀初挪威人、捷克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比利時佛萊明人（Flemish）、與日德蘭半島Schleswig地區丹麥人等八個民族運動個案後，明白地指出：現代民族──或者說民族運動──的發展，都始於通常是知識分子所進行的族群語言、文化、歷史等的熱情探究，而這種活動與結果為後來民族認同的建立，打下了基礎（Hroch 1985:22; [1993]1996:84）。
John Hutchinson研究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時發現，建立現代愛爾蘭民族國家的，是文化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而非形成權力集中的政治團體以動員群眾的「政治民族主義」者（Hutchinson 1987）。因此，他明白地指出，「當代世界中爭取民族獨立與建國的過程，在每一個地方都是以逐漸浮現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為前導」，而這種逐漸發展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呈現的是歷史的／文化的復興的形式(Hutchinson 1987:2）。譬如說，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一群猶太作家在1881到1917年間所創造的希伯來文學傳統，催生了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國，希伯來文學因此成為當代猶太民族主義發展主要的文化催化劑。類似的情況有哈布斯堡帝國下的斯洛伐克文化民族主義、奧圖曼帝國下的希臘文化民族主義，以及不列顛帝國下的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Aberbach 1997）。
然而，台灣的情形卻有所不同。本文指出，整體而言，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本省籍文化菁英投入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要比政治反對人士晚。主要是因為台灣政治反對人士在1980年代上半葉對國民黨政府所進行的民族主義式挑戰，才激發本省籍文學作家與批評家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同時包括歷史研究者、民俗研究者、語言復興運動者等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五、六章。】亦即政治反對人士先於人文知識分子而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者。
從民族主義在世界史上發展的角度來看，上述的事實反映的是台灣民族主義做為歷史的「晚進者」（latecomer）的特殊性質（見下文分析）。此外，文化菁英參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較晚，同時也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如同這些文化菁英不斷地宣稱，而且許多學者所以為的那樣──始終早已存在的一種認知要素，而如同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只待適當的條件就可以發芽茁壯。相反地，這種認同應該視之為受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將近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見下文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