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族群，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份子
（二）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份子
上述歐洲現代民族發展的兩種政治、社會、與族群基礎，造成歐洲現代民族形成的兩種途徑，而其民族形成所憑藉的主要機制，以及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的社會團體也因此不同。這兩種途徑的差異，也是Anthony Smith在他自70年代初以來一系列日益複雜的民族形成理論中，藉著「橫向族群社群」或「貴族族群社群」（lateral ethnie或aristocratic ethnie ），以及「縱向族群社群」或「俗民族群社群」（vertical ethnie或demotic ethnie）這兩個概念所要分辨的。
Smith指出，在西歐的英、法、西班牙等地區，早期的現代國家是以「橫向族群社群」──亦即貴族階層──為基礎而發展的。貴族階層做為核心的族群社群，藉著現代國家科層統治的吸納能力（bureaucratic incorporation）這個重要機制，逐漸將較低階層的民眾與邊遠地區整合納入國家的統治下。Smith認為，經由這樣的機制，貴族階層將他們的族群文化──最重要的是祖先歷史與文化認同的觀念與感受，亦即關於祖先與文化源流的神話、記憶、象徵、與價值──擴展到不同的階層與地區，而形成民族的認同概念。
至於在東歐、中東、東南亞、與非洲部分地區，現代民族發展的基礎多半是「縱向族群社群」，亦即受大帝國統治或被殖民的族群社群。這些地區和西歐不一樣：國家是當地被支配的族群社群政擊的對象與文化上的外來者。Smith指出，主要是這些族群的人文知識分子提供這些族群發展民族認同所需的文化架構，以及改變政治現狀的動力。這些知識分子藉著重新挖掘、詮釋族群歷史等重要的方法，將既存的族群文化要素轉化為民族文化的架構，提供民族奮鬥的道德意涵與方向指引，甚至藉以建立民族的行為典範，以提倡民族成員心靈的淨化與道德的提升。這種挖掘、詮釋族群歷史的工作，界定了民族發展的系譜與目的，因而建構一種歷史與命運的共同體的認同概念（Smith 1986, 1989, 1991）。
雖然Smith的研究只是關於民族起源與民族認同發展的許多理論之一，但他指出族群界線劃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地區，人文知識分子對被統治族群發展民族認同的相對重要角色，這一點對探討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而言，相當有啟發性。
雖然我們很難將民族主義與族群性（ethnicity）完全區分開來，並且在中、東歐與其它被殖民地區，族群差異與不平等的確提供了民族主義政治動員的現成基礎，不過，把民族主義簡單地解釋為族群性的延續是不恰當的。【註】
註：大多數致力於分析民族認同、民族主義、與相關現象的「現代性」的學者 ── Anthony Smith 稱之為研究民族主義的「現代主義者」（modernists）──的主要工作之一，就在於說明民族主義無法用先前既存的族群來解釋，譬如 Hobsbawm（1990, Chapter 2）。相對地，Smith是強調族群性對民族性（nationality）之重要的一位主要的學者，見Smith（1986, 1989, 1991）。雖然Smith也肯定民族的確為現代的現象，而非原初的、自然的實體，但他認為許多的民族都含有前現代的（pre-modern）的族群要素。就某種意義而言，可以說Smith大部分著作的主要目的在提供民族起源的一般性解釋，但更重要的則在解釋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訴求為何對人們具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對Smith來說，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主要來自其族群的內涵，亦即其文化的、心理的要素。見Smith（1991:vii, 96）。筆者接受Smith在這一點上的看法，不過認為同樣重要的是要區別族群性與民族主義對政治訴求與行動之正當化的不同效果。在正當化政治訴求與行動時，一旦被整合成為一套民族主義論述的一部分，族群的要素可能扮演和它們在非民族主義的族群政治運動中非常不同的角色。參考John Breuilly對Smith研究取向的批評（Breuilly, [1994]1996:150-153）。Breuilly認為，民族相關現象的一個極其顯著的特徵，是前現代（pre-modern）的族群性與現代的民族認同之間的不連續。
這兩種集體認同類型之間關鍵性的區別，在於它們與國家的關係。在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中，民族被視為一個政治社群的基礎，是主權的依據，然而，這種概念並非族群性定義的重點（Calhoun 1993:235; 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37）。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會認為國家政治統治的界線應該與民族的界線重疊一致。不過，絕大多數的族群團體並沒有企圖要建造一個代表自己的國家。從族群到民族，一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往往涉及一種論述的跳躍──從基於族群文化特殊性而堅持追求平等的公民權，跳躍到基於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企圖建立一個新國家。
在台灣，本省人長久以來不僅被外來者視為種族上與文化上的中國人，多數的本省人本身也如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建構，對台灣民族主義爭取群眾的支持而言，就益形重要。這種民族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建構，主要就依賴支持台灣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
作家、藝術家、歷史學者、語言學家等等之類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運動發展中的角色，幾乎是不可或缺的。目前研究民族主義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不過，有系統地分析人文知識分子在具體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卻相當稀少。【註：少數的專注於這方面的研究，包括Hutchinson（1987）；Yoshino（1992）；Royce（1993）；Hann（1995）；Aberbach（1997）】
將台灣反國民黨統治的運動從一個追求本、外省人平等的族群政治行動，轉化成追求一個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政治行動，除了靠政治反對運動領導者所創造的象徵與修辭之外，一群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文化活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文學、語言、歷史領域所表現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受政治反對運動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所激發的，不管是建構一個文學傳統、企圖復興某種本土語言，或是形塑對歷史過去的新認識，這些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對某種特殊的台灣民族意識的發展，以及對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影響的深化，都非常重要（Hsiau 1998）。目前現有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大多數著重在政黨政治活動，而本研究不同的是針對一群文學領域的民族主義文化菁英及其活動，分析其台灣（民族）文學特殊性的意識形態如何發展，及其在政治變遷中的角色。
在本文中，「文化民族主義」用來指稱做為文化菁英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文化活動。通常他們組織非正式的、權力並不集中的文化或學術社團或刊物，試圖激發民族成員對民族社群的熱愛，而其主要的方法是教導這些成員認識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的共同遺產。一般而言，文化民族主義停留在小規模的運動，無法超越受教育階層參與的範圍（Hutchinson 1987:12-17）。然而，在不少民族主義運動中，人文知識分子同時也成為政治領導者，尤其在民族主義群眾動員的早期（Hann 1995:1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