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歷史發展經常是矛盾糾結。台灣戰後被國民黨統治的歷史循著兩個方向在移動，一個是統派向獨派發展，一個是獨派向統派發展。

　若我們將統派定義為：成為中國人；而獨派是脫離中國，成為中國以外的人。則1945年之前，台灣人多認定自己是日本人，那就是獨派。1945年之後被中國管，那是從獨派一下子盪向統派，然後在1949之後，蔣中正確立台灣要成為中國的一部份，整個發展往中國傾斜，表現在國民黨的財政支出上，就是軍事支出特別多，也都以「反攻大陸」為主要。但在1958年的金門危機之後，蔣中正政權已經逐漸發覺那一個目的無法達成，必須注意在台灣的建設，之後就出現一些落實發展台灣經濟的策略，其中加工出口區就是以賺取外匯為目的的經濟政策。

　有人將「加工出口區」的設置和美援停止、國民黨的財政會出現問題聯繫在一起，認定國民黨政府必須自立更生。我不反對這樣的解釋，但若我們將金門砲戰隨後的美中華沙談判聯繫在一起，就可以發現國民黨高層逐漸意識到「反攻大陸」並不是像他們之前的想法一樣可以進行。加工出口區固然反映國民黨必須自立更生，但觀察之後的國民黨的財政支出，已經不像以往那麼偏向軍事支出，間接驗證國民黨必須逐步落實在台灣。

　更進一步說，1960年代，駐美大使葉公超強調台灣必須準備承認中國，出現兩個中國的外交對抗狀況，然後這一位國民黨傑出的外交官被老蔣軟禁，有人認為是國民黨死硬派硬是要反攻大陸，但各位若注意國民黨又推動退除役官兵開闢橫貫公路等事跡，卻又點出國民黨已經將一些精力從以往的軍事改成經濟，所謂反攻大陸又往後退一點。

　1966年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也是落實在台灣發展的政策的一個環節，特別是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等於宣稱國民黨無力以武力打回中國，必須考慮在台灣長久居住的一種政策反映。蔣經國死前所講的話，「我也是一個台灣人」，算是這種統派向獨派路線移動的最明顯特徵之一。

　李登輝時代則是另一種變化。首先，一個台灣人當總統對台灣統派來說就是台灣要往獨派移動的標誌，統派在1990年攻擊李登輝「獨裁」與「獨台」反應他們心中的想法。隨後的國統會就是向中國籍國民黨內部的統派人士交代，「李登輝不會是獨派」。

　1996年的總統民選以迄後來李登輝所謂「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就歷史縱觀來說，乃是從兩蔣到李登輝一脈發展的由極統往獨派移動的軌跡。李登輝以台灣人的身分所執行的政策就是讓那樣的方向加速，國統綱領則是讓那樣的發展方向必一個極限的限制。

　李登輝時代的「獨」與兩蔣時代的「獨」有不一樣的意義，廣義來說，不管實或虛，他們都是站在統派往獨派移動，只是兩蔣的移動，以其血緣及以往的表現，他們會以統一為其最高考量，「獨」僅僅是獲取生存的手段而已。李登輝則會在「生存」為最高指導原則下考量統獨，最後有可能放棄統而走向獨，這就是為何兩蔣不管怎麼做，統派絕不會懷疑他們統派的成分，但李登輝卻必須有一個國統綱領做為護身符。

　民進黨時代的政策卻和前述的方向相反。陳水扁是站在獨派的立場往統派的方向移動，不然「新中間路線」怎麼解釋，一個獨派的政治領袖強調中間，不就是往統派移動嗎？隨後許多陳水扁總統的發言，就中華民國總統身分來說是向獨派緩慢移動，但就陳水扁所代表的政黨角色，卻是獨派往統派移動。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那是一種統派往獨派，獨派往統派移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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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統向獨，獨向統的歷史過程》／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