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在立法院提出「不當黨產追討條例」，可是，除了不當黨產之外，不義黨產就可以放過了嗎？政黨不可以有黨營事業，中國黨至今還在經營事業，台灣人民視而不見？

　黨產追討如果只限於法律面、不當性，能夠對中國黨產生的社會壓力有限。追討層面應該擴延，包含不當、不義、不營，組織應該常態化，性質應該運動化，追討黨產才能與選舉效應強力掛勾。

　追討黨產與選舉效應強力掛勾，在高雄市長當選無效一審判決後，日愈緊密。法律講公平，可是，在法律政治化、法律人政黨化之下，法律講的公平就是偏頗的公平，偏頗的公平比不公平更易激化社會動盪。

　高雄市長當選無效一審判決後，藍綠陣營各取所需，評論兩極，但有一個交集，就是大家都訴諸「公平」。評論既有共同交集，結論又極端分歧，完全印證了：法律政治化、法律人政黨化之下，法律講的公平就是偏頗的公平，偏頗的公平比不公平更易激化社會動盪。

　禁制時間不可從事競選活動，否則影響選舉結果，候選人不在場視同在場。這種見解的危險性，在於個人化價值判斷；法官個人化價值判斷的空間，是大陸法系使然。英美法系，有陪審團制度，顯示集體價值判斷，沒有法官個人化價值判斷的空間。

　兩相比較，選舉官司，英美法系的公平性比較不受質疑，這是民主成熟度之外的制度性因素。台灣國不幸，民主成熟度不如英美，法律制度又屬大陸法系。高雄市長當選無效一審判決，突出了這兩個問題的嚴重性與客觀性。

　禁制時間不可從事競選活動，否則影響選舉結果，候選人不在場視同在場。這種見解的危險性，同時存在於賄選者與抓賄者身上，對黃俊英與陳菊弔詭式的公平，給予評論者與大陸法系法官個人價值判斷的空間。

　選舉活動經費龐大，民進黨（含其他政黨）與中國黨（有天文數字的黨產）之間，是一種絕對不公平的競爭，這是台灣國獨特的現實面。

　選舉官司如果對獨特的現實面視而不見，只做法律面的判斷，看似公平，其實是偏頗的公平。

　這種偏頗的公平非常可怕，因為有司法制度的背書，進而鼓勵中國黨不還黨產的決心，致使台灣國永遠改變不了選舉不公平競爭的局面，逼迫其他政黨為了生存不得不跟著小買票，中國黨帶來的賄選文化不絕，中國黨就永享不公平的選舉特權。

　本來，台灣國採大陸法系，可以彌補這種現實面與制度面的偏頗，法官在價值判斷（自由心證）時，應該考慮國情，適當調整因應，才能扶正傾斜的天平。

　但是，要扶正傾斜的天平，先決條件是，法官必須絕對公正、人生經驗豐富、政情透澈瞭解、社會敏感度夠。

　不幸的是，中國黨黨國體制五十年長期的教育下，法律人早已風骨蕩然無存，致使人民至今依然質疑法律政治化、法律人政黨化。

　法律政治化，法律人政黨化，不只彌補現實面與制度面的偏頗之期待落空，反而看見法官堅持偏頗的保守心態。如果法官真有顏色，我們看見的則是加強偏頗的反動心態，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律之前」已經「人人不平等」了，「法律之後」，如何人人平等？中國黨黨國幽靈不死，黨產之前，國家法律沒有公義；國家法律沒有公義，人民就沒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