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11月5日公開宣稱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就下台」，我認為這種標準值得讚許，更有極其特殊的現實與歷史意義可供觀察。

　就近程而言，台灣國當前政治鬥爭情緒掛帥，完全無法說理，只有訴諸法院判決（一審有罪下台），才能勉強求得最大公約數。

　就中程而言，如果強人時代（包括李登輝）永遠結束，凡人總統（陳水扁之後）時代開始，台灣國不能沒有定紛止爭的制度性權威力量（一審有罪下台）。

　就遠程而言，民主國家總統平時將以凡人當選為常態，偶有雄才大略者未必是理想（非常時期例外）有時反而是民主隱憂。民主國家總統平時將以凡人當選為常態，台灣國如何建立一個無畏平庸總統當選的偉大制度，「依法不依人」正是當下台灣人民迫不及待的民主國家發展方向。

　三者合而言之，台灣國下一個絕對必須的「台灣奇蹟」就是「法治奇蹟」。

　如果有所謂陳水扁時代，不是積極開創的時代，而是消極實驗的時代。陳水扁總統的平庸，是台灣國的不幸還是幸運？

　活在過去的人容易對陳水扁失望，其實他們的心態並不完全正確。面對陳水扁，我們不能拿凡人總統跟前面的強人總統相比，陳水扁是史無前例的，要跟他比的是後面的總統（除非強人總統再現）。

　對陳水扁失望的人有沒有想到：台灣國今天沒有陳水扁現象，以後也可能會有陳水扁現象；今天沒有陳水扁困境，以後也可能會有陳水扁困境。

　陳水扁總統的平庸，平庸總統的出現與困境，如果能讓台灣國民主人提早警覺因應，未嘗不是幸運的事情。

　反之，陳水扁總統的平庸，平庸總統的出現與困境，如果完全不能讓台灣國政治人提早警覺因應，純粹只是投機政客與政黨政治鬥爭的自私機會，未嘗不是不幸的事情。

　隨著陳水扁現象的突顯，也突顯：族群仇恨的後遺症狀、群眾運動的臨界點線、集會遊行法的更新修正、國家認同的歧異危急、憲政制度的現實脫軌、政黨競逐的不平失序。

　陳水扁時代，與其說是新舊交替的時代，不如說是舊疾大展的時代；李登輝時代誕生了台灣民主胎兒，陳水扁時代發現了台灣民主是一個畸形兒。陳水扁總統的「貢獻」，就是殘酷地暴露了台灣民主的嚴酷真象。

　陳水扁個人下台與否、何時下台？其實並不那麼重要。

　陳水扁總統下台與否、何時下台？如果真的那麼重要，也必須有助於「法治奇蹟」的建立。

　陳水扁總統下台與否、何時下台？如果，反而有助於「政治鬥爭」的激勵，台灣民主宿疾就更添災難了。

　陳水扁總統下台與否、何時下台？絕對是台灣國高難度的民主實驗，正在挑戰全體人民的智慧，也在挑戰陳水扁總統的抉擇。

　陳水扁總統的抉擇已經有了最後的答案：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就下台」。我稱讚的理由只有一個，正是有助於「法治奇蹟」的建立。

　陳水扁總統「一審有罪下台」之前，如果一定要進行其他任何實驗，都可以被允許，但前提必須是有助於「法治奇蹟」的建立。

　畸形兒成長不易，又面臨危急存亡的挑戰，台灣國的民主沒有時間浪費、沒有本錢冒險了，台灣人必須嚴守『有助於「法治奇蹟」建立』的唯一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