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7年228大屠殺以來，被中國黨以「白色恐怖」的殘酷手段繼續迫害之後，台灣社會近乎冷漠以對的態度，在現實裡被迫地遺忘，在歷史中無奈地原諒，在權謀下否定了審判。

　歷史只發生一次，永遠不再發生，受難的回憶才可以說是歷史。事實並非如此，228大屠殺之後有清鄉，清鄉之後有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之後有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後有一連串的政治謀殺事件。

　直到2000政權輪替，連續犯才歇手（319槍擊案真相未明，暫時不能視為中國黨所為），政權輪替便反向證實了：任何兩個事件之間近乎冷漠以對的態度，其實是誘導連續犯的幫凶；在現實裡被迫地遺忘，在歷史中無奈地原諒，在權謀下否定了審判，都是台灣人錯誤的抉擇。

　被統派媒體之亂，在假新聞自由之下炮製了多少被抹黑醜化、侮辱凌虐的無辜受害者，台灣人再度面臨中國黨連續犯的挑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遭受迫害之慘烈程度還日益升級，換言之，它尚未成為「歷史」。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這場連續犯迫害與被迫害、虐待與被虐待，至今卻在活生生地讓它歷史重演，如此荒謬的連續劇，恐怕日後最能刻畫世界之荒謬的小說家勢將產生在台灣國了！

　台灣人為何如此荒謬絕倫？是因為為被統派媒體所欺、所瞞嗎？恐怕並不全然。台灣人其實不是不知道被統派媒體的真面目，即使對於中國黨心存希望者，自己心底也都明瞭，那事實上是一場賭博，「賭」再次政黨輪替會變好、「賭」民進黨倒楣不是自己倒楣。

　台灣人既生氣又無奈，所以，產生了這種賭徒心態，其實最關鍵的因素乃是在於「自信」的喪失：中國黨政權都可以推翻了（有選票，有志氣），被統派媒體就是始終無法消滅（沒鈔票，無志氣），不再認為以人民的力量可以引領輿論的發展；不再堅信「正」可以勝「邪」；由於不再自信，所以，面對表面張狂、實則氣虛的中國黨與被統派媒體，台灣人也只能無奈的走進賭場，而無視於族群集體的被迫害 ，也正是賭徒的自我催眠之所需。

　台灣國必須從這場自我催眠中甦醒過來，「樂生療養院事件」抗爭群體正給了台灣國一個可以效法的典範。「樂生療養院事件」抗爭群體從本土與人權的信仰中所獲得的自信與勇氣，使得他們即使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殘酷迫害時，也能凜然正視迫害者而不屈服。

　「樂生療養院事件」抗爭群體堅持靜坐絕食，反令迫害者馬英九及台北市警局氣急敗壞、騎虎難下。因此，他們正在幫台灣國上著寶貴的一課，他們以自身受苦經歷告訴了生活在台灣國的所有人們：只要擁有信仰、自信與勇氣，那麼，不但不必與邪惡無奈地妥協，更能走出一條光明正道出來。

　「不信良知喚不回」，「樂生療養院事件」抗爭群體堅正在努力的喚醒台灣人的良知與自信。2300萬台灣人的力量會比不上「樂生療養院事件」抗爭群體嗎？馬英九及台北市警局的傲慢驕恣，可以被「樂生療養院事件」抗爭群體打敗；中國黨與被統派媒體的傲慢驕恣，也可以被2300萬台灣人的力量打敗。

　捷克著名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在他膾炙人口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的被允許了。」

　「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的被允許了」，這兩句話可以若合符節地用來形容台灣人自1947年228大屠殺以來，被中國黨以「白色恐怖」的殘酷手段繼續迫害之後，台灣社會近乎冷漠以對的態度，在現實裡被迫地遺忘，在歷史中無奈地原諒，在權謀下否定了審判。

　捷克著名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膾炙人口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所描述的荒謬不容出現在台灣國。被統派媒體之亂的荒謬，猶如另一場台灣人靈魂上的228大屠殺，當代台灣人必須及時終止中國人野蠻的連續犯，完成台灣人祖先未竟的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