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灣人悲觀地說，二○○八年如果本土政權輸去台灣，外來政黨「贏回台灣」，黨國體制復辟，他就要移民；有的台灣人（南方快報上就有一個政論作家）甚至擔心到，現在開始就不敢寫文章了。

　也有台灣人非常樂觀地說，「二○○八」絕對不會是「二二八」，現在的台灣已經民主化了，即使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也不可能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侵犯人權了。

　悲觀派的理由是，中國國民黨李登輝時代與中國國民黨兩蔣時代完全不同，前者當權者是台灣人，而且是「民主先生」；至於復辟後的中國國民黨，絕對是沒有李登輝的。

　我比較傾向悲觀派，以陳水扁從政為例，有人不滿現在的陳總統，懷念過去的陳市長，至今疑惑不解，為什麼同樣是陳水扁主政，同樣是朝小野大，卻會有陳總統與陳市長之別？台灣人所期待的落差如此之大？

　其實，答案很簡單，也很清楚，「陳市長時代」是「中國國民黨李登輝時代」；「陳總統時代」是「中國國民黨連戰與馬英九時代」，事實勝於雄辯，台灣人怎麼會看不懂、分辨不出來呢？

　再推論下去，陳總統時代的中國國民黨馬英九是這樣，如果有「馬英九總統」的時代，中國國民黨馬英九會怎樣？台灣人又怎麼會有理由那麼樂觀呢？

　二○○八年，中國國民黨復辟，或本土政權延續，絕對不是正常民主國家平常的政黨輪替而已，二千三百萬選民要選的是主奴命運不同的方向，台灣人實在沒有太樂觀的權利。

　就像二○○五年三合一選舉，要清廉、要改革、要教訓，當然都沒錯。可是，讓更不清廉（例如炒地皮的、超貸的）、更不改革（提名黑底的、大賣黨產的）當選大勝，當然就錯了。

　「二○○八」會不會是「二二八」？上帝不敢保證，也沒有辦法回答。兩種答案都有可能，選擇權掌握在選民手中，無論台灣人票怎麼選，二○○八之後，都必須自作自受。

　我在民間長期觀察，由於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高壓、恐嚇與屠殺，導致一般台灣人對政治既恐懼又冷漠，正是不投票的多數族群，連知識份子也不例外，棄政、習醫、經商者多，這是台灣社會潛在的「主流現象」與「正確價值」。

　台灣人對選舉的態度很被動，是被動員的，投票率低，政治活動力弱，把「追求生活」看得比「統轄他人」或「掌握權力」重要得太多了，看輕了，也錯估了兩者的關聯性。

　解嚴後，民主了，台灣族改變不多，「本性難移」？在教育界，有一個高級知識份子，選舉時問我說：「怎麼會有人那麼辛苦地去選舉呢？」台灣族大都不是「權力的動物」？支那客大都是「權力的動物」？

　舊政權統治貴族支那客自小享盡特權，深知搞政治的好處多多，反而樂於此道，大都屬於積極份子。至於一般支那客，被前者煽動了少數族群危機感，也變成狂熱份子，合而為「權力的動物」。

　支那客對選舉的態度很主動，努力動員他人，人人都是義務樁腳，全族都是耳語部隊，投票率超高，政治活動力超強，說他們把權力看得比生命重要，也不為過，像煞巴勒斯坦人。

　支那客，真是權力一族，人人深知、正視、妙計「生活命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密關聯性。解嚴後，民主了，他們肆無忌憚，更加活躍了。

　外來政黨得以避免衰亡，還需利誘本土族群的支持，台灣人中利益取向者，即使對政治一樣是既恐懼又冷漠，但是為外來政黨效力，就毫無顧忌了；所以，日治時代會有「三腳仔」，現在會有「中國黨樁腳」或「台籍政客」。

　舊政權統治貴族、大部分支那客、台灣人中利益取向者，以上三種人是鞏固外來政黨「三合一」的力量，這股力量蓄積五十年的能量，本就不易立即消散，加上政權輪替後，本土政權未能堅持台灣主體的立場，又向中國黨妥協，致使外來政黨「三合一」勢力的正當性與正確性不但未被否定，反而乘機坐大。

　結果是，一種奇怪的現象發生了：政權輪替後，五年多來，被分化與崩解的，不是外來政黨「三合一」勢力，反而是本土政權與台灣主體意識。這種意外的發展，是台灣人悲觀派的第二個理由。

　其實，應該怎麼做，本土政權領導者不是不清楚，只想「炒短線」，只顧「現實面」，事實證明失策了，已經浪費太多的寶貴時間。所幸，二○○六年元旦，本土政權宣告「改弦易轍」，猶未為晚。

　有時候「嘗試錯誤」也有可能「因禍得福」，因為嘗試過了，才會死心，死心之後，才會堅定邁步在認識清楚的道路上，本土政權通往二○○八的腳步，反而踏實有力、艱苦卓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