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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果真驚死、愛錢、愛面子？——順便討論李木通與葉望輝（Stephen J. Yates）先生之間的一席對話／作者：林健次

　林健次說的是冷靜之言，十幾年前我也批過後藤新平的：「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後藤新平在台灣客觀的實質表現好壞評價不論，他的這個主觀認知，卻充滿帝國思維的傲慢與偏見！而很多台灣人卻也自卑地全盤接收，甚至自貶。

　台灣人是不是驚死、愛錢、好面子？也許是，但這是一個偏狹的主觀認知！其實，如果有讀哲學的話就可輕易地破解反論這個說詞。

　一是用卡爾波普爾的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反証主義（証偽原則），A：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B：後藤新的話都是對的（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都是假命題！

　因為如果出現一隻黑天鵝，就可證明A是一個假命題；如果有一個台灣人不驚死、不愛錢、也不好面子，就可證明B也是一個假命題，即使後藤新平說了99個對的話，只要1個錯了就不能說後藤新平的話都是對的。

　另一個是用普遍性原則檢視，只有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嗎？恐怕也未必吧！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都是不驚死、不愛錢、不好面子嗎？當然可以隨處舉出許多例子，他們也是有既驚死、又愛錢、也好面子。

　後藤新平用的是全稱判斷批判台灣人，它根本十足就是一個假命題！就像也是全稱判斷的，不是台灣人的人，都是不驚死、不愛錢、不好面子，也是一個假命題；可是，有太多的台灣人，拾了後藤新平假命題的牙慧，用來自虐不已，實在可憐又可悲！

　我在日本批判西鄉隆盛根本是風見雞政客，常惹得我的同學教授大大不快，但是，我是用實證支持我的論點，例如：1864年長州藩攻打京都發生的「禁門之変」（蛤御門之變），薩摩藩和会津藩公武合體派，聯手打尊王攘夷派的長州藩，所以，長州藩稱「薩賊会奸」。

　1867年第二次長州征討，薩摩軍也參加征討長州，幕府軍失敗威信失墜；1868年鳥羽伏見戰役，薩摩軍則改撐「菊紋旗」變身官軍倒幕，根本是收割了倒幕派的成果，甚至主張徹底追殺摧毀幕府勢力的強硬派，就是以薩摩勢力（西鄉隆盛等）為主。

　而西南戰爭（征伐九州勢力）的起因，則是西鄉隆盛的征韓論主張不被採納，聯合中央大小官員600人集體辭職，正式和明治新政府撕破臉決裂。縱觀西鄉隆盛的生涯，根本是見風轉舵不識大體格局的政客，但也不能因此就說九州人，見風轉舵快速執著權勢。

　批後藤新平已死之人所說的話，沒什快意，問題在於：不用死抱著一個已死之人的主觀認定，不斷自虐自貶。要批台灣人的自省方法多得是，最好由實證切入而不是拾人牙慧，才是我的本意。

　網路這種通訊工具的善用，就是可以即時聊天、敘述自己的看法、溝通觀念；評斷一個人不是很簡易，更何況是評斷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人，首先要建立一種假說或說法，這不難，難的是你的立證是甚麼？也就是你提的是甚麼樣的證據，佐證你的論點，這是一個常理慣例，否則就變成是罵人而已。

　我批判西鄉隆盛，還有一個事實觀察做佐證。西鄉隆盛藉著薩摩藩島津氏的權勢登上舞台，主張徹底摧毀幕府殘餘建置勢力的主因，這樣他才能越過島津氏掌握權勢，因為島津氏不也跟著幕府崩解權勢衰微！也就是明治維新新權力的最大受益者，恐怕根本就是所謂的維新三傑（或十傑）們（不只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三人），而這群人可能只是把明治新政府看成是另一個新幕府罷了，所以，還是一樣相互爭權不已，大久保利通還被暗殺身亡。

　對於喜歡拾後藤新平牙慧批判台灣人的台灣人，很簡單，他們就是患了一種「克里特島人症」。有一個克里特島人，和其他人批判克里特島人時說，「我是克里特島人，我對克里特島人最清楚不過了，克里特島人通常最喜歡說大話和謊話，三句話中一句是大話、一句是謊話、一句是廢話，很難有真言。」旁人就問他：「你是克里特島人，那你剛剛說的是甚麼話？」。

　那些拿著後藤新平當聖言批評台灣人的人，你也可問他：「那你是不是也驚死、愛錢、又好面子？」，如果不是，那他豈不是拿後藤新平的話，打後藤新平的臉？如果他也是，那他有何資格批判其他的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而且如果喜歡自虐自貶，他就請便，別牽拖其他的台灣人！

　真假不對稱，即使觀察了9999隻天鵝是白色的，也無法證明「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為真，但是，只要有一隻黑天鵝，就可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色」是假命題。相同的，後藤新平批評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只要舉一個不驚死、不愛錢、不好面子，就得以證明為假命題。

　你能說鄭南榕、詹益華是驚死嗎？莊朱玉女賣半個世紀的十元便當，她是愛錢的嗎？他們也都是台灣人吧！那你老是跟著後藤新平批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不就像在說蠢話自虐嗎？

　更重要的，後藤新平真的有如此批評過台灣人嗎？老是喜歡引用後藤新平的說法的人，有用心考證過嗎？我是很懷疑！還是只是把話硬塞給已死之人，然後表示自己很有歷史知識的虛榮感呢？

　台灣人驚死、愛錢、好面子，其實可能並非後藤新平說的，而是也是台灣人的黃旺成（陳旺成）編的，同一時期的台灣人留下的史料當中，好像也沒有人提過類似的說法，坦白說，可能只是黃旺成個人觀察後藤新平在台執政手法的一種假說，然後不斷地被引用變成三人成虎的狀態。

　在日本有留存後藤新平的對台政策說法，卻是相對正面，有名的：治台應依「生物學的原則」他也曾做了一個比喻：

　「不能把比目魚的眼睛當成鯛的眼睛（或比目魚的眼睛無法當成鯛的眼睛）。」

　他也說 ：

　「一個社會的習慣和制度，就如同生物一樣，基於相對應的理由和必要性而發生（產生），如果強硬變更，當然招來大反發，因此，應該了解知悉現地配合狀況施政。」 
　（社会の習慣や制度は、生物と同様で相応の理由と必要性から発生したものであり、無理に変更すれば当然大きな反発を招く。よって現地を知悉し、状況に合わせた施政をおこなっていくべきである）。

　後藤新平在台有名的施政，招來新渡戶稻造改善台灣的甘蔗和番薯的種植，分段式禁鴉片，當時吸食鴉片者為數眾多，甚至有人因為恐怕日本人將禁止鴉片，而加入抗日所以不宜實施強硬措施，而採以漸禁式，1900年約17萬的鴉片吸食者，1917年降為6萬、1928年降為2萬，1945年全面禁止。

　「糖和鞭子」的執政手腕運用，存在古今東西當政當權者所在多有，也不是後藤新平的獨到之處、或對台治台專有，黃旺成的觀察對錯有待檢視，不用杜撰莫須有的貶詞自虐縈繞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