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的衝擊，以及「軍事據點」（al Qaeda）的可能攻擊，將支配著亞洲政治經濟在伊拉克戰後的行進軌道。在最終分析上，伊拉克戰爭仍是帶動事物前進的關鍵驅動力，而SARS對中國政治所造成的衝擊，則在未定之天。

美國勝利是驅動力

　在今年年初對2003年世界政治進行評估與預測（參見「2003年全球政治三部曲」一文）時，曾有這樣的判斷：「2003年的全球政治圖像是什麼？答案是三部曲：伊拉克戰爭前、戰中，以及戰後」。「伊拉克戰爭將是2003年全球政治的定義事件」。

　「如果美國能如期在三月底四月初推翻海珊政權並結束戰爭，主導權就會轉到華府手中。屆時，伊拉克將變成美國的跳板，藉此向中東諸國施加更多的壓力，要求這些國家採取更積極的政策來配合美國掃蕩奧薩瑪•賓拉登與『軍事據點』的反恐作戰。在這個劇本中，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敘利亞將首當其衝，成為美國下一階段施壓的重點國家，而葉門與埃及，乃至利比亞，也將承受華府越來越大的壓力」。

　「伊拉克戰爭的結束方式與伊拉克在戰後的動向，將決定美國究竟是在伊拉克獲得跳板還是在伊拉克陷入泥淖，從而影響著後續的全球政治變遷。就此而言，夏天到來時，伊拉克的政治地圖是跳板還是泥淖便可分曉。且無論結果如何，歐盟、俄羅斯與中國等勢力，將會在夏天對美國發動新一波的牽制外交攻勢。因此，若說2003年前半年是血腥屠殺的軍事熱戰季節，那麼2003年夏天之後的下半年，將是外交角力的政治冷戰季節」。

　現在，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使全球政治的軌道更趨明朗…．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將主導著世界政治的行進軌道，整個世界現在必須因應美國這場輕鬆的勝利。不論其他國家的看法與評價如何，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伊拉克戰爭的效應已遠遠超出伊拉克的國境線之外，美國的權力正攀上新的頂峰，其他國家將必須在未來幾個月內迅速而精確地釐清此一變化的意義，據此作為調整其對策的基礎。就全局而言，在未來幾個月內，伊斯蘭世界將思考伊拉克戰爭的效果，而歐洲也必須用未來至少一季的時間來修補戰前外交對歐洲內部所造成的裂痕。至於其他地區，無論他們是否直接捲入伊拉克戰爭的衝突，也無論他們的國家受到伊拉克戰爭的衝擊如何的隱微不彰，他們都必須密切地注視著美國，等待美國下一步的行動。

　通過伊拉克戰爭，美國成為帶動世界政治變遷的關鍵驅動力，其影響力必須獲得最高度的重視，但同時也不應過度高估美國的影響力。事實上，在經濟層面，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影響力並不具有關鍵意義，戰爭本身並未對全球經濟產生長期效果。是的，由於戰前的不確定性，使全球股市處於低迷震盪，國際油價則接連狂飆。這些現象僅具有短期意義，且在戰爭態勢明朗之後，其作用力即告衰退，短期的動盪效果也將在戰後獲得修補。從世界經濟運轉邏輯的角度來看，在很大程度上，就算沒有伊拉克戰爭，世界經濟的行為主要還是會遵循著戰前已經出現的模式來運行。當然，這不是說，經濟面已有令人期待的好消息；相反地，這只是意味著，如果全球經濟有壞消息的話，那麼，壞消息的來源並非戰爭。

　簡言之，伊拉克戰爭本身界定的是世界政治的軌道，而非世界經濟的軌道。但這已經足夠。當世界政治繞著伊拉克戰爭在運轉之際，未來幾個月的亞洲政治，便不可能免除這個主軌道的影響，儘管在這個主軌道之外，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與「軍事據點」也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參見：「SARS與軍事據點」一文）。

亞洲面對強勢美國

　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快速勝利，對亞洲具有三層意義：美國本身的變化、亞洲問題的標定與處理，以及美國與亞洲諸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互動。

　首先，伊拉克之戰展示一個重要的戰略動向：世界上唯一的超強，有意願且有能力直接跳過聯合國來執行其國家政策。這個動向可以稱為美國外交的「超聯合國性」。

　在1999年的柯索沃戰爭過程中，美國已首次展示其外交的「超聯合國性」，而這一次的伊拉克之戰，華府則展示得更為徹底。這個動向蘊涵著，一個新的美國外交綱領已經開始成形：美國有能力且將來執行華府想要的軍事作戰，不論國際組織或盟友同意與否。在修辭上，這種新綱領可稱為「單邊主義」，其本意是即「美國依靠獨自的力量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或其他國家之行為」的政策路線，而非外父論壇上用來相互攻訐的「美國自行其事」，因為前者的重點是能力，而後者則夾雜著意願或態度，兩者的差異不能混淆為一。

　無論世界各國準備如何評價美國的新外交動向與外交新綱領，重點是，通過伊拉克之戰，華府已對全世界展示一個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新現實，這個新現實的根本基礎是美國獨大的權力，而這個超強權力現在正準備有意識地塑造未來的世界政治體系。

　這就直接聯繫上第二層含意，即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將有更多的餘裕來處理其他區域的問題，包括亞洲的北韓核武危機及其他。在美軍攻陷巴格達之前，由於伊拉克之戰吸引著美國的注意力與能量，因而給予其他危機（從北韓到委內瑞拉等）的引爆與演進提供了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伊拉克之戰，這些危機是否會爆發，或者在引爆後持續延宕下去，頗有疑問。這種情況已成為過去。儘管委內瑞拉的危機事實上已經越過關鍵點而走向解決期，而北韓的核武疑惑危機也正在進入可被管理的軌道，但在伊拉克戰後，美國將會回過頭來專心處理這些危機或麻煩。

　美國處理這些危機或麻煩的途徑，以及相關國家對美國的回應，將直接塑造美國與亞洲諸國未來的相互關係。

　基本上，美國將會善用伊拉克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優勢，繼續在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上挺進。這些挺進將會被一些亞洲國家視為傲慢、侵略或帝國主義，一些亞洲國家的政府不僅會更加懷疑英國在亞洲的真正意圖，而且會在行動上謹慎地尋求牽制美國的機會，從而構成非常複雜的外交互動。

　無論這些互動的後果如何，亞洲各國，包括台灣，必須了解到一點──伊拉克之戰已經徹底展示出，形式主義式的安定與和平，並非華府追求的目標，布希政府不會接受他們認為有違美國利益的「世界安定」，相反地，當華府認為必要時，美國政府便有可能會採取更具攻擊性的外交行動乃至軍事行動，藉以重新塑造美國與其他國家（從北韓到巴基斯坦）的關係。

北韓美國邁向談判

　上述的分析架構可以讓我們接著標定未來幾個月亞洲政治的主要劇目：伊拉克戰爭的擴散效果與北韓核武危機。其中，伊拉克戰爭在亞洲所帶來的效應，將繼續激化麻煩，尤其是在南亞的巴基斯坦與東南亞的印尼（參見「伊拉克戰爭對亞洲的效應」一文），而影響更深刻的問題，則是北韓核武危機。

　北韓與伊拉克同時被美國政府列為「邪惡軸心」。在外觀上，這兩個國家具有高度的類似性，包括專制政權、開發／保有大規模破壞性武器、對區域安定構成威脅，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和美國作對。這些類似性使一些分析家認為，北韓極可能成為伊拉克之後，美國急著要解決的對象國，因而朝鮮半島將會是另一場大型國際危機的震源地。

　但是，在外觀上的類似性之外，北韓與伊拉克實質上的差異很大。伊拉克危機的根源，並不是海珊總統最近的對外作為所造成的「威脅」，而是源自於美國根據「全球反恐戰爭」運轉邏輯之後的「發現」。也就是說，美國是在九一一事件與推動「全球反恐戰爭」之後，才「發現」伊拉克海珊政府大規模破壞性武器與「軍事據點」的可能連帶關係對美國所帶來的可能威脅。相對地，北韓危機的根源，是平壤本身的行動所製造的威脅，而非華府的「發現」。北韓刻意對外展示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是平壤拿來當作維繫政權生存的最終談判籌碼，且在客觀記錄上，平壤當局並非第一次使用這張籌碼，這一點美國很清楚。簡言之，在伊拉克問題上，布希政府主動卯上海珊政府並偏好軍事對決；而在北韓問題上，金正日政權主動找上布希政府，企圖通過恫嚇來實現雙方的和解。

　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平壤的各項作為已清楚地表現出「迫和」的戰略意圖。在戰前的階段，平壤偏好和美國進行雙邊談判，而華府則將議題拋給聯合國安理會，表現出偏好多邊協商的姿態。平壤追求對美談判的最高優先順序是促使美國同意與北韓簽訂正式的和平條約，藉以取代1953年7月簽字的朝鮮半島（韓戰）停火協定。平壤當局認為，停火協定限制其行動選項，也又不能保障北韓免於美國可能的軍事攻擊。再者，平壤當局認為，如果不將北韓從法律上的戰爭狀態解放出來，那麼平壤當局推動經濟改革且繼續維持專制政治體制的戰略，將不可能成功。當然，平壤不會天真地認為對美和約就能確保長期和平，但至少，對美和約可以讓北韓爭取到中短期的戰略利益。

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北韓謹慎地觀察著美國在伊拉克戰場上的表現及其意義。現在，伊拉克之戰結束，重點是北韓如何解讀伊拉克的教訓。毫無疑問，平壤將會承認美軍確實強大到不可挑戰的事實，因而作出不應與美軍直接對決的基本結論。但與此同時，平壤未必會認為伊拉克的前車之鑑意味著北韓應該對美國無條件讓步。

　我們無法精確獲知平壤究竟如何評估伊拉克的教訓，但四月中旬平壤當局的兩項動作，說明著北韓已經作出結論並據此調整戰略。4月17日，平壤同意於4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舉行美國、北韓、中國的三邊會談，這顯示平壤從先前堅持雙邊賽局轉向多邊賽局的彈性調整。翌日，平壤當局宣稱北韓已經成功地完成八千攸核棒的再處理，其核武開發正進入最後階段。並警告唯有「強而有力的物理嚇阻」才能護衛其主權。

　這兩項動作透露出一項訊息：北韓仍然追求透過談判途徑來和美國達成具有法律意義的妥協，或是簽署雙邊和平條約，或是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但是，如果北韓無法和美國簽署正式的和平協議或不侵犯條約，平壤當局將準備正式宣布自己已成為一個核武國家。

東北亞的地殼變動

　這個新戰略反映出平壤對伊拉克之戰的結論：只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嚇阻武器，也就是核武，才能迫使華府在戰爭之前止步，改以外交談判途徑解決問題。

　因此，在伊拉克戰後，平壤會更謹慎地展開對美談判，先前幾乎定期上演軍事挑釁行動的行為模式將會有所修正，但這不表示平壤準備在和約未到手前就自我解除核武王牌。相反地，平壤當局準備加強動用核武牌來「迫和」。

　北韓當然警覺到宣布成為核武國家的後果。首先是極可能激起日本與南韓也走向核武裝道路並引起中國和俄羅斯的憤怒。但是，北韓的戰略家們或許會認為，日本與南韓核武裝對北韓有利，因為此一發展將削弱美國在東北亞部署核武保護傘的價值，並且加速駐韓美軍撤出朝鮮半島乃至駐日美軍再調整的戰略趨勢。畢竟，如果日本和南韓擁有核武，他們還需要美軍嗎？

　簡言之，北韓將會繼續打核武牌，而且會將籌碼集中在核武牌之上。由於美國情報機關已確認北韓至少擁有二至三枚核武，加上保有相當數量的生化武器存量，美國不願對北韓發動先制攻擊。華府沒有選擇，只有談判，儘管談判立場會很強硬。

　在最終分析上，外交談判將是朝鮮半島事物運行的基本軌道。北韓核武問題並不會引發新的戰爭危機，而是邁向外交解決。在未來幾個月，北韓會減少恫嚇的行動，增多願意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言論，但整個解決方案的達成，還會拖延好幾個月乃至半年以上。

　當北韓問題走向多邊解決途徑時，平壤將被迫更為仰賴中國。這意味著，在伊拉克戰爭之後，平壤與北京的關係將進入新一階段的強化期。與此同時，北韓還會將手伸向歐洲，藉以牽制美國，至少是經濟上的牽制。

　對亞洲其他國家而言，真正的重點已非單純的北韓核武問題，而是整個東北亞的安全架構重編問題。當北韓將焦點放在運用核武牌時，東北亞核武骨牌的疑慮，而非北韓本身的核武，便成為平壤真正的談判籌碼。正是這個發展，使中國、俄羅斯、日本與南韓更為緊張，並因此更積極地尋求介入。

　如果我們再將美國與南韓正在進行有關駐韓美軍重新部署的問題考量在內，那麼就能夠得出一個結論：北韓與美國的核武／反核賽局，無論其結果如何，其影響都不會只侷限在朝鮮半島內，而是必然會衝出朝鮮半島，對整個東北亞安全架構的重編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所謂東北亞安全架構的重編，至少包括兩個相互關連的層面：美國與東北亞諸國的同盟架構再調整，以及美軍在東北亞的重新部署。這兩個層面任何一方的變動，都會聯繫上另一方的變動。而在最終分析上，東北亞安全架構重編的胎動，直接聯繫上伊拉克戰爭的衝擊──這是伊拉克戰爭對亞洲最重要的意義。

　伊拉克戰爭已經撕裂聯合國體制，這是世界政治體系地殼變動的前震，意味著「仰賴聯合國體制就可獲致安全」的幻想應該被拋棄，隨著單邊主義的主張在美國決策層取得主導權，盟國對美國的重要性便自動下降，無論是哪一個盟國──在歐洲是如此，在亞洲亦然。

面對新局建立主體能力

　看吧！通過伊拉克戰爭，法德等歐洲強權最根本的外交假設──「美國與他們的同盟關係是必要而非選項」已經大為動搖，而在亞洲，同樣的趨勢遲早也會出現，尤其是當美國國防部將此次伊拉克戰爭的軍事教訓納入下一階段建軍與全球兵力重新部署的政策考慮──此一新政策的基本方向是較不仰賴前方展開的大量駐軍，而是更仰賴高度機動與更具彈性，能夠在不同的國家同時取得軍事設施──時，「盟國不再是美國的必須，而只是選項」此一戰略動向就會更為明顯。

　對亞洲相關各國而言，這是一個同時意味著機會與挑戰的戰略動向。機會意味著一些特定國家將有可以主動強化對美合作來增強本國的安全，而挑戰則意味著美國在亞太的盟國，包括正式盟國與實質盟國，現在再也不能假設其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固若磐石而永世不變，如果他們繼續抱持著錯誤的假設，不久將會被迅速變動的局勢拖著走而喪失主動管理環境的主體能力。

　東北亞的地殼變動必將到來。如果說，通過伊拉克戰爭，冷戰時代延續迄今的聯合國體制與美歐同盟架構已大為動搖，那麼，同樣地，通過伊拉克戰爭，冷戰時代延續迄今的美國，西太平洋諸國同盟架構，也將開始出現地殼變動而邁向重編。

　北韓核武危機的落幕方式，將是這場地殼變動的前震，而日本今後對於是否參與飛彈防禦體系的決斷，則是第二次餘震。在北韓與日本之後，還會有許多餘震。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東北亞的戰略新局已經宣告開賽。越早對這個新局作出正確判斷的國家，就越能準確認知機會與威脅之所在而及早因應，獲取先馳得點的果實來鞏固本國未來至少一世代的安全。反之，則可能被迫去面對史無前例的地緣政治危機。一切的結局，最終並非取決於美利堅共和國的世界霸權，而是取決於當事國主體性的認識能力與果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