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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偏見之斷簡殘編200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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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世代檔案】

孫瑞穗:我們這一代女人比男人更堅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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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學運世代」一書中,約四十個左右的「學運世代檔案」之一。本文僅為初稿,歡迎本報朋友提供意見,但請勿任意轉貼或轉寄。


【學運世代檔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系博士班孫瑞穗(五十六年次,台大政治系,台大女研社社長)


孫瑞穗:我們這一代女人比男人更堅強快樂


(七月三十一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忠孝東路「關西廚房」餐廳。她與作者在大學時代,曾於臨沂街共同分租房子搞社團,後來她走上婦女運動之路,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她在返台飛機上的手稿,是本書訪問中最感性篇章之一……)


 對於運動,我不是高潮的追求者,我比較關心「持不持久」的問題。

 三月學運結束不久,我大學畢業。當時很是焦慮,想著我在大學時所經歷的大改變,要如何在往後的生命中繼續「high」下去的問題。

 有一天午后在台大校園中巧遇台大城鄉所的夏鑄九,他是我們當時策劃「給偉大蔣公戴帽」諷刺劇行動時膽敢出來挺學生的比較有種的教授之一。他頂著三角臉和一頭亂髮背對著太陽邀我參加關於都市貧窮問題的規劃研究案……

 那時研究陣容很強,剛從柏克萊回來的謝國雄和劉可強都在裡面,他們那種以專業的態度和精神來做基層社區的研究和社區組織工作讓我很感動。我就這樣降落在都市規劃這一專業裡直到今天。

 那長達半年的都市人類學式的田野經驗,至今仍深印腦海。

 我還記得貧民住宅裡有個讀仁愛國中的孩子,為了要避免被同學認出他家住延吉街平宅,每天放學後就必須假裝往北繞一大圈經南京東路和敦化南路有錢人的社區然後再回家。

 他認真地在地圖上劃給我看,頑皮地訴說他是如何慧黠地擺脫好奇同學的跟蹤,比別人多花兩小時回家云云。我心裡想,唉呀,你看東區這麼繁華的高樓地景中,原來隱藏著這麼多曲折的動人小故事。

 你看過Dancer in the Dark嗎?那個經過生活折磨之後的舞者在上吊刑台前倒數她最後生命秒數之際,頑強的生命力使她在黑暗密室裡仍婆娑起舞。這就是我要的生命力,頑強不死,台灣的社會裡有,所以我就留下來。

 那一年,我拿到了美國學校admission,但仍決定在台灣唸完研究所。後來寫了一個關於城市女人的故事的論文,總結了那幾年對邊緣論述的思考。貧窮小孩帶著戲謔口吻曲折的都市地圖,改變了我生命的直線……

 一九九六年決定出國讀書,其實是為了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休息一下。當時我所參與的婦運、女性主義思考和自己的生命經驗都有很大的瓶頸。

 首先,我覺得自己無可救藥地在「重複」。我的理論超過了個人生命經驗,我發現我在重複說著自己沒有經歷過的道理,怪怪的。想像力不能完全代替生命體驗,經驗不足的結果是其實沒能力處理你所面對的政治/生命複雜性。只要開始覺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運動再怎麼神聖都不好玩了。

 另外就是純粹化的女人運動因為要一直強調特殊性,變得喃喃自語。婦運內部也有很許多層級關係和代溝問題需要檢討,我卻被認同的感情困住而說不出話來。頭腦和身體都在運動中被榨乾了,好想休息!

 加州的第一個冬天前所未有的冷。突來彭婉如的死訊,讓我在電腦螢幕前呆坐了好幾天。另外一個可怕的震撼,是我好友林滴娟的客死他鄉。我的年齡還沒有準備好要迎接那麼多同儕的死亡,這些不預期的死亡帶給我不算短的心理黑暗期,之後我竟得了沒有預期的隱性憂鬱症長達一年之久。這兩個女性公共人物的奇死,至今都還沒破案呢……

 在美國這幾年,我選擇把自己「在地化」。我有幾個重要的轉變。一個是社運的跨國跟比較視野,我的博士論文正是在做城市與區域化過程在全球年代中所受到的影響和轉變。其次是我自己「亞洲區域意識」的啟蒙,第三則是女性主義理論的反芻。另一個反省是關於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我自己的角色。

 我這一代的女生很新、很特別,拒絕順理成章地為人妻為人母,一路翻跟斗嘗試新的生活方式。不管她們從政、從社運、從學術等,或後來變身為小團體中的有機知識份子等,都各有特色。我的總體感覺是,我們這一代的女人比男人更堅強更快樂,尤其是過了三十以後,生命力越益堅韌。

 我的博士學業還要一年才結束,但我已經知道自己不太適合做第一線的社運組織工作了,雖然那曾經是我的夢。我想我的頭腦和慾望都太複雜了,說話太直太容易得罪人,沒辦法做好組織需要的「螺絲釘」角色。如果順利在學術軌道前進,我希望給未來的學生們一個更快樂自由的環境發言,以及繼續翻跟斗的空間。

 我現在的專業是都市規劃,但女性主義已經深深地烙印成為我的陰陽眼,我希望我的女性主義可以越界渲染到專業領域去創造鮮美多汁的空間,甚至未來可以介入公共政策的辯論。想做的可能不再是為某個特定團體辯護了,而是想要開拓不同陣營和路線對話空間。「騷動之風雲再起」,哈,如果我做不出來,也希望有人去做。

 另外呢,想好好寫一些比較深刻有系統的評論,然後呢,不騙你,有時間的話,我很想從事文化創作,這是我從文藝美少女轉到革命女青年的過程中最自我壓抑的部分。

 我相信只有一面批判一面創作,生命才不會太乾燥,論述才有力量;而且只有當政治和文化生活徹底相逢時,我們才有能力虛心地來檢驗,當年那小小的革命火苗在我們生命中燃燒的進度。


※圖為南方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之愛」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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