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世代檔案】 
──總統府諮議周奕成（五十六年次，文化新聞系肄業，美國約翰霍普金司大學國際公共政策碩士，三月學運校際會議代表）

◎周奕成：我除了造反、選舉，其他什麼都不會

（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德也茶喫。剛回國沒多久的他，尚不知自己會落腳何處，因此還是一副輕鬆閒散的樣子，但言談間也有一些希望找到著力點的焦慮，訪談結束沒多久，就傳出他已到總統府任職並自我定位為「短期打工」的消息……）

　三月學運結束後，我們這些各校學運組織者想留在校園當「職業學運家」，所以我故意被當、多留一年，第二年不小心作業沒交，被迫再延一年，後來降轉政大新聞系，一年後就考上政大新研所，所以沒有大學文憑。

　一九九一年我進入民進黨文宣部，當時主席是黃信介，後來我去當謝長廷國會助理，一直到九五、九六年時我重回黨部當文宣部副主任，並且準備回學校寫論文，卻因為跟老師發生衝突，學科考連續被當兩次，當時政大很多老師認為此事背後有政治因素，支持我，但我還是被退學。

　九九年一月退伍後，我第三度進入民進黨中央當文宣部代理主任，羅文嘉來黨部後，我去當青年部主任，直到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我才出國念書。

　我認為「學運世代」不是我們主觀塑造出來的，而是一個客觀存在。我們跟上一代共同分享戒嚴時代的經驗，也與下一代共同分享物質富裕的經驗，我們這一代是在解嚴前後十年完成社會化的過程，彼此共同分享一些特殊的經驗與情感。
　其實，早在九二年民進黨內爆發林文郎、徐明德不分區立委賄選傳聞時，我、羅文嘉等立法院助理就已聯名要求黨內反省、自清，那份文件也是我寫的，印象中，這是學運世代畢業後的第一次集體行動。

　九五年時，我們決定用「新世代」這三個字為自己命名。當時我、陳尚志、沈發惠、曾昭明、吳叡人、陳俊麟、丁勇言等人，常在我木柵家中進行討論。以前搞學運時，大家都有不同意見，後來覺得必須用世代做連結，但不用「學運世代」，用「新世代」比較好。

　新世代的第二次集結，是在九六年民進黨總統敗選後，我們發起「台獨運動新世代綱領」黨內大辯論，以新世代名義發表與民進黨領導階層不同的意見。

　那次運動我認為很成功，我們提出的觀念，跟後來民進黨轉型、新政府執政後的國家定位很接近，証明我們有掌握到那個趨勢。但是，不是我們看得特別清楚，是大家都知道，但只有我們把真相講出來，我們只是沒有包袱，可以務實認識真相而已。

　有人認為我們在權力上沒有奪權成功，但我採取修正說法，我們在那次運動中被說成是一個世代，而且那次運動也成功讓上一代知道，我們不只是幕僚，也可對重大政治議題發表意見，所以九六年以後，我們才能紛紛成為民進黨黨務主管。

　至於這次運動的失敗，主要是因為陳文茜而中斷，當時陳文茜是青年部主任，我是副主任，她召開一個新世代擴大會議，把已經在各派系內及她可以影響的學運前輩找來，照她的方式開一個大會，想把這次運動「收編」到黨主席許信良之下，但新世代不願意，我們就很消極，這次運動就失去了動力。

　後來這些新世代在民進黨內都有很好的發展機會，例如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競選團隊中，除了各派系頭頭掛名外，真正在各部門做事的都是學運世代，完全都是，從中央黨部、陳水扁文稿小組、競選指揮中心到地方黨部都是。

　我相信，新世代未來承擔台灣社會的領導權，是很自然的趨勢，非做不可，若積極一點來看，解決兩岸問題，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責任，就在我們身上。假如台灣政黨重組勢在必行，也許未來所有政黨皆是學運世代在領導，因此，如何在民氣可用時，對家族政治、金權政治等舊力量做強一點的壓迫，都是我們應該去對抗的東西。

　我現在最大的焦慮是，覺得很多事情沒有做好。以前犯過一些錯，學運時對人的批評過於激烈，很幼稚，希望現在比較成熟，可以彌補。還有就是會的東西太少、學識不夠，對國際、經濟知道太少。

　我們從學生時期接受左派洗禮，說真的是有些反商、反經濟，但從國際角度來看，維繫台灣經濟，與台灣獨立、台灣國際地位非常相關。

　我除了造反、選舉，其他什麼都不會，但現在不是造反的時代了，選舉雖然是我長到這麼大最會的東西，但台灣選舉又過頭了，會這些東西的幫助也愈來愈小了。


※圖為劉一德於一九九一年所著「民進黨第三代」一書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