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世代檔案】 
──台北縣議員沈發惠（五十五年次，東海法律，全學聯核心份子）

◎沈發惠：這個社會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改變了

（五月十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德也茶喫。他的NOKIA 8850手機不斷響起「勇敢的台灣人」音樂，一再提醒周遭朋友他的「台灣意識」與「獨性」有多麼堅強， 
他對於左派的轉變與焦慮有很深感觸，但還是堅信左派的價值……）

　我的人生是一連串意外，完全不在規劃之中。

　我家對政治非常排斥，我是在高中時代受到黨外雜誌影響，後來因緣際會碰上學運串連，大革會成立，被動捲入時代狂潮。三月學運之後，認為自己在大時代中不會餓死，所以主觀上想要當社運工作者。

　畢業後沒考上社研所，在大時代中又捨不得離開台灣求學，擔心缺席會遺憾一輩子。最後準備考律師或司法官，但一年後碰上國會全面改選，民進黨立委從十二席變成近五十席。

　一時之間需要大量國會助理，當年對助理要求重政治思考非專業能力，學運出身者自然成為國會助理重要取才對象，我們全學聯的一群朋友認為，體制內的改造仍可期待，到國會是一種運動、路線的選擇。

　所以，我們一群人各自進入國會當助理，那時候新潮流立委還很少，形象比較好的是福利國連線，我是在謝長廷辦公室，成為學運幹部出身的第一代國會助群理，在此之前國會助理都只是附屬。

　後來很多學運世代適應不良而離開，我是同梯進去做最久的，從一九九二至九六年，整整做了四年助理，當到謝長廷國會辦公室主任。

　當時很多學運幹部對謝長廷有意見，我的角色就變得很特別，由於謝長廷與台北市長陳水扁同級，學運朋友對我有很大期待，使我承受很大壓力。

　壓力最大是在九六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推出彭謝配，民進黨內部也面臨轉型問題，很多話我不願意講，但基本教義派與轉型派發生極大磨擦，我在同輩間承受最大壓力，雖然佔在這麼顯眼的位置，但無力改變那場大選的基本教義走向，所以，最後選擇離開彭謝競選總部。

　後來又碰到歷史偶然，汐止鎮長補選，周雅淑到黨中央討救兵，因為我是汐止人，就要我在總部接執行總幹事，結果選上了，周雅淑更進一步希望我去做鎮公所主任秘書，當時很多朋友已進入台北市政府行政體系，我就決定在地方行政體系衝衝看。

　以前沒人想過鎮公所可以做什麼，但我自認那幾年很充實，周雅淑給我很大政策決定空間，所以就做很多很大膽的事，例如社區巴士，現在台北市很多地方也跟著做。

　九七年縣議員選舉時，我本來不想選，因為志不在地方事務，完全不了解縣議員要做什麼，所以結婚後準備去度蜜月，誰知黨內意外出現沒人參選局面，我登記後就成了同額競選。當時以為選上後還可以做很多關心中央的事，但選上後，很多地方上期待就沒有辦法擺脫。

　整個九○年代初期，學運幹部面對兩個困惑：一、生涯規劃，二、台灣社會改變。

　對於台灣社會如何走、運動如何做、社會如何改造，大家有深入討論，但這些東西在九○年代受到很大衝擊。東歐、蘇聯解體，讓左派的理想彼岸在一夕之間瓦解，這是學運幹部踏入社會時碰到的衝擊。

　九二年前我在學運內部討論如何面對社會時，就丟出「左派是價值觀」想法，過去左派很重視路線、步驟與立場堅定性，但九○年代後左派變成沒有「正確的路線」這件事，我認為所有路線、想法都只是為了實現這種價值觀。

　所以，如何區分一個人是不是左派？不是看他的議題或手段，而是看他最後的價值觀。當時我受到一些質疑，也引起一些討論。

　我們這一代的苦悶是，當我們真正要改變社會時，這個社會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改變了。這十年短短變化之大，連世界都沒得解釋，何況是台灣？改變台灣社會的可能性到底在那裡？我相信這是整個學運世代的苦悶，有人可能放棄了，像我就已放棄全面改變台灣社會的天真想法，退縮到我能夠改變的部份。

　我現在的最大焦慮是：我們是否已無力改變這個社會，你只可能對社會做一些小騷擾，不可能做結構性改變。
　 
　另外，民進黨的基層真的是很爛、很糟糕，我在今年黨內初選中第一次深刻體會。

　以我的問政表現，大部份老黨員都支持我，但其他很多普羅工人、無業遊民、社會底層，平常在你服務處表現的很有理想性的樣子，非常支持你，對別人包工程破口大罵，但初選時就是要錢，我不給，就是跑票，說對方會給他錢解決生活問題。

　基層每天都有人來借錢，我自己環境又不是很好，但黨員不會這樣想，汐止七百個黨員，假設一百個來借錢，你都不借，初選時怎麼會投給你？但你借個一兩千，他就會再來借，其他黨員也會來借，而且他們也不是真的急，常常當天晚上喝酒就喝掉了。

　我對所謂基層，真的是很不能適應，有很多情緒，平常不管多認同你的理念，對手真的丟錢，票就全走了。我努力維持風評，這是初選過關最大力量，但仍然飽受威脅。民進黨的結構遲早要改，但不要被逼到要垮了才改。


※圖為前衛出版社「新生代的自我追尋」一書封面，主編者是前台大學生會會長、三月學運總指揮范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