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世代檔案】 
──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邱毓斌（五十六年次，中興社會，三月學運糾察組組長）

◎邱毓斌：工人應該組黨，起碼組一個左一點的政黨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四十分，捷運古亭站星巴克咖啡。他從不遠的全產總騎機車過來，在工運領域奮鬥多年後，即將於八月出國念書，他在出國前談到去年主持野百合學運十週年紀念活動時的感觸……）

　畢業後我考上清大社人所，與陳尚志等人同班。一九九二年底立法院全面改選後，我們一群人進去當國會助理，我在蘇煥智辦公室，但只待了九個月。

　離開，因為政治不如預期。九個月內學到很多東西，更加了解國家機器、政治、政黨如何運作，但後來覺得無聊，看不到改變的可能。純從政治面來看，相較於十年前當然改變很多，政治開放這條民主路不會再回頭，但更大的社會改變卻看不到，從既有政黨、政治人物、政治操作，都看不到突破的可能。

　後來我和丁勇言等一批人就去台灣勞工陣線，想在社運領域試看看。我在勞陣從九三年底待到九五年七月，研究所畢業去當兵，這個過程就覺得比較有趣，在工運領域可以實際改變一些東西，幫助到人，而且這些事情一直沒人做，這才是我想要的東西。

　這些工作每天做就會有改變，即使沒辦法上報紙版面。比如說勞工教育，還有每一次勞資爭議、衝突，都是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衝擊，不管贏或輸，至少政治不會去衝撞這一點，只有社運會去衝撞。

　台灣的政治民主已經差不多了，但還有很多角落值得去改變。政治不民主的災難，對於個別家庭來說，可能就是選舉那天沒有投票權而已，但不公平社會制度帶來的災難，對每個家庭可能是每天、甚至一輩子。

　基於這樣的信念，我退伍後去中華電信工會，之後就來全產總，一直留在工運領域努力。

　台灣工運其實才剛剛發展而已，過去台灣社運都是零，都是在政治反對運動之後、八○年代自力救濟開始後才發展，當時的共同敵人都是國民黨，所以工運與民進黨就有親近性，但在反對運動建制化後，分道揚鑣是遲早的事。

　所以，不要去怪民進黨背叛勞工，沒有這回事，民進黨從來沒有要與勞工站在一起。

　一旦民進黨建制化後，就是case by case，純粹政治上的計算，工運還是要有主體性。工運與政黨結盟互動，自己要先搞清楚目的是什麼，簡錫偕當年在勞陣說工人要組黨，成不成熟是一回事，但我肯定這個方向，應該多討論。

　我覺得工人還是應該組黨，最起碼成立一個左一點的政黨，對現在的社會經濟面有挑戰，但不是現在就組黨，是長遠目標。台灣工運的問題是，現在、未來目標都很清楚，但中間要如何做，有很多可能，卻一直沒有討論清楚。

　我對左派的發展也悲觀，在台灣除了「夏潮」那批人，左派沒有人下來耕田、做基層，全世界左派沒有人不是捲起袖子下來做，台灣卻不是，台灣很糟，這樣怎麼可能會有真正的影響力？

　從事工運多年下來，我最大的焦慮是「沒有人」，要如何讓更多人在左翼社運中擔任組織者、幹部？走到每個地方都真的缺人，工會、工運團體、全產總都缺人。這問題可能解決不了，但不代表不應努力去解決。

　工運應該有一個基地，能夠培養訓練工運幹部。例如各工會現在的月薪一萬八、二萬的接電話小妹，如果能有單位代訓三個月，讓這些小妹的勞基法比你還熟，要不要？這些工會當然要，但在那裡受訓？全產總也做不到，這就是我最大焦慮。

　決定去英國念書，就是來自這種焦慮。我有次去美國找我妹，在西雅圖過境，在吸煙室碰到兩個台商，他們聊訂單、調貨、調現金、國外策略聯盟，這些似乎與工運沒有關係，但我當下就覺得，在工運未來的過程中，若不懂這些，就是死路一條。如果不懂什麼叫外銷導向、資本全球化、中小企業何去何從、產業轉型，未來要怎麼搞工運？所以我下定決心要留學。

　之前去美國找陳尚志、范雲時，我才罵他們留學好像沒有進步多少，但後來我寫信給他們問如何考托福，他們也嚇一跳。

　未來我希望做一些現在實務工作者做不到的事，例如組織對運動有幫助的智庫，來連結學界與社運界，或是編寫台灣自己的勞工教育教材。

　談到學運世代，如果一些朋友要資源重覆使用，我無所謂，但我自己不會當成資產。我覺得學運世代沒有集體行動的必要，大家分散在士商工農，彼此講話愈來愈聽不懂，如果能夠挑戰既有價值、爭奪資源才有意義，不然就是個人同學會而已。

　講白了，像李文忠，工時案他就跳出來跟我們對幹，我們雖然是老朋友，但怎麼可能去支持他？我對李文忠的定位，就是政治人物，執政黨立委，就這樣而已。

　去年三月野百合十週年紀念活動，在太平洋聯誼社，來一百多人，我跟王時思主持，無聊的要死，大家都在聊天而已，後來又把當年錄影帶放一次，氣氛很不好，如果只是這樣，還不如不搞。


※圖為當年學運份子幾乎人手一本的「韓國學生運動史」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