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關於記者啟蒙：你到底想當那一種記者？

　他的意思是說，記者類型何止千百種，你的生命中一定有某個事件或某個人物，會對你造成刺激、形成震撼，讓你很想當某一種記者，而不想當這種記者之外的其他類型記者。

　他想觸及的層面，其實是做為一個記者的「自我定位」：你希望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一個什麼樣的記者？你在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想法？

　但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卻非常複雜糾葛。

　我在當記者之前，曾經深深受到「當代」雜誌一篇文章的影響，並決定以此做為有朝一日進入新聞界後的奮鬥方向；但在開始跑新聞後，我卻不斷自我質疑、戒慎恐懼，常常覺得自己已經背離了當年最素樸的想望。

　先來談「當代」第五期這篇文章吧。

　那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大二這一年。那期「當代」的主題，是當時已蔚成顯學的「女性主義專輯」。「終身的反對者──Ｉ.Ｆ.史東」這篇與當時流行沒有任何相關、雜誌封面也沒有任何引介的文章，悄悄窩在不太容易被人發現的七十四頁，卻對我形成難以言喻的撞擊。

　一九五三年起，美國記者Ｉ.Ｆ.史東個人印行僅四頁篇幅的「史東週刊」。從一開始的五千三百名訂戶，發展到十九年後停刊時的七萬多名訂戶。這份獨立刊物突破了美國主流媒體的層層包圍，建立起一個獨立評論的傳播管道，並引起無數美國知識份子良心上的共鳴。黃怡寫的這篇文章，就是在引介史東這位特立獨行者的新聞理念。

　史東一生到底在對抗什麼東西呢？就狹義而言──是當時人人聞之色變的「麥卡錫主義」。就廣義而言──則是「所有政客都是騙子」的基本信念。

　即使在當時美國社會肅殺氣氛中被扣上「傾共份子」大帽子，美國主流媒體也都不敢聘請他的最惡劣情勢下，史東仍然獨立挖掘出美國政府所說的各種謊言，並且堅持同情任何形式下的「被壓迫者」。

　史東如何挖掘新聞真相呢？說出來卑之無甚高論。他只是詳細比對美國重要政客在不同時間說過的話（主要鎖定美國總統），以及所有政府公開檔案與資料，從中找出這些政客自我矛盾甚至公開說謊的「鐵証」（例如對於越戰的態度）。

　他使用什麼策略讓大眾接受其觀點呢？史東選擇的態度是：「我採取中規中矩的法國式印刷，避開所有聳動的標題，一切內容都有証有據、有源有本。我想做到連前進的知識份子看了後，都敢把這份刊物傳交給他那些保守的朋友看；保守的份子即使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至少在讀過後，對我的發現和分析絕不敢掉以輕心。」

　與其他著名反對派新聞工作者不同的是，史東不但是一個極具理想色彩、自由主義精神的新聞人，更是一個不會刻意扭曲社會既存現狀的務實主義者，他對革命的看法因而是：「革命有革命的條件，在這個社會裡，有五分之四的人那麼安於現狀，你怎麼革命呢？」

　史東以下這段自白，則是我對新聞志業至今最崇高的想望：「做為一個終身的反對者，我深深了解：任何失敗都不值得憂慮，倒是任何的成功都值得反省。任何洞見都有可能退化成教條，任何生動的思想，都有可能僵化成無生命的、黨的方針。原來是理想的護衛者，竟或成為理想的羈絆者。每個解放都隱藏著奴役的種子。」

　踏入新聞界十年以來，這期「當代」在我的書架上始終與「人間」合訂本並排呼吸，任憑其後再多經典名著、炫目新書，也絲毫無法取代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我的書架可以如此一陳不變，我的新聞志業又有多少扭曲與妥協？

　做為一個嚮往「終身的反對者」境界的台灣新聞工作者，我的新聞生涯究竟有多少時間是在捍衛被壓迫者人權？我的新聞報導究竟有多少比例是在為權勢者宣傳代言？我的分析特稿又有多少篇幅能夠堅持批判立場初衷？

　距離我的「記者意識」啟蒙過程愈遠，我愈懷疑當年素樸的心志是否已隨時光遠離。而我這些年來的所有努力，似乎只能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當年那個年少氣盛的大二學生，在乍見「當代」這篇文章時，內心深處所曾經有過的熾熱火花與激動不已。

　即使理想初衷已因歲月滄桑而處處磨損妥協，我仍然相信，每個人的心靈終有一塊足以安身立命的淨土，值得做為一生一世自我實踐的生命情懷。

　有人問我關於記者啟蒙，但願「終身的反對者」情懷伴我今生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