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關於媒體改造，我看不到新政府有任何戰略性思維。

　陽光已經看見，夢想就要實現？至少就新聞界而言，新政府自我描繪與廣受期待的媒體改革願景，看起來仍然是那麼遙遠。 

　坦白說，台灣傳播環境實在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先天不足的部份，在於政治操縱。在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時期，媒體一方面受到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國防部總政戰處等黨政軍勢力的強力箝制，另一方面則在心中深植「小警總」的白色恐怖陰影，以致媒體在解嚴後仍處處殘留政治面向的自我設限。

　後天失調之處，則在於商業惡質競爭。在電子媒體開放至今的短短數年之間，媒體一方面自陷於收視率負面競爭而使得內容品質飽受抨擊，另一方面更因少數財團進行各種垂直或水平壟斷，導致電子媒體在大幅開放後，仍層層受制於老闆與企業體以利潤為核心導向的惡性循環。

　因此，台灣媒體改造的合理途徑，絕非停留在「點」的層次上斤斤計較，而應提升到「面」的層次上全盤考量。

　也就是說，面對盤根錯結的媒體結構性病因，媒體改造應該如同兩岸關係、外交政策一樣，具有全面性的戰略思維，然後再根據戰略主軸來制定戰術操作，否則媒體改造只會被矮化為「節目品質改善」等技術性調整，甚至沈淪為媒體高層人事大風吹而已。

　但令人遺憾的是，新政府上任至今，外界看不到新政府具有任何媒體改造的整體思維，而只看到種種零星出擊的「補破網」式政治操作。

　先來看新政府的媒體政策。 

　以媒體改造工程之浩大、影響之廣泛、公權力之勢必介入，照理說，新政府的媒體改造藍圖不應再由新聞局承擔大任，新政府應該讓新聞局單純回歸「政府發言人室」的定位，而由直屬於行政院的特別委員會、或成立超然獨立的傳播委員會等機制，來整體規劃媒體產業結構調整、資源合理分配、公眾監督機制等重要媒體改造內涵，可惜新政府仍率由舊章，讓新聞局以尷尬的身份繼續扮演缺乏正當性的「媒體主管機關」角色。 

　即使在現狀中力圖改革，前任新聞局長鍾琴以兩個月為期，試圖提出媒體改造策略方案的過程中，表面上雖然鼓勵學者專家進行全盤考量，實質上卻根本只是希望達到「以變動最小為原則」的微幅修正，這種打著戰略思考為名，卻連戰術操作都談不上的媒體改造策略方案，其官方結論之不痛不癢早可預見（她還堅決反對黨政軍退出三台哩）。

　而現任新聞局長蘇正平雖然極具改革理想，並已承諾推動成立類似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ＦＣＣ）的獨立機制，但其大意輕忽導致「財團利委」趁亂修改有線電視法，並且刪除最重要的第十九條「反家族壟斷條款」，則終究必須承擔守望不力的失職責任。

　再來看新政府的媒體人事佈局。

　從中央電台、華視到台視的董監事與高層人事異動中，外界同樣沒有看到任何整體性思考脈胳，而只看到具有鮮明黨派色彩者引領風騷，甚至任由以台視董事長賴國洲為首的「政治酬庸」、「利益交換」傳聞踐踏媒體專業。

　在這些媒體高層人事變革中，雖不乏台視總經理胡元輝、華視副總經理徐璐等具有專業背景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或是過去表現傑出的專業經理人出線，但若缺乏整體媒體改造方向的支撐，媒體大結構中的個人努力恐也終將船過水無痕。 

　僅以「黨政軍退出三台」的改革目標為例，新政府就必須在「股權釋出」現實與「媒體公共化」理想之間尋求最大交集。 

　表面上，股權釋出、股權分散是「黨政軍退出三台」的最有效方法，但証諸國營事業民營化的結果，以及有線電視市場早已被東森、和信兩大集團壟斷的現況，股權釋出幾乎已無法避免走上「財團壟斷」不歸路。 

　相形之下，陳水扁競選「傳播白皮書」中標舉的「媒體公共化」理想（簡單說，就是希望台灣出現更多公共電視台，或至少讓佔有公共電波頻道的四家無線電視台更具公共精神，才能製作更多優質節品以善盡社會責任），雖然陳義甚高，在現實操作上也相當艱困，但仍不失為值得追求的媒體改造戰略性願景。 

　如何在現實與理想間求取最大平衡，已是新政府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無論如何，新政府必須深刻體認的是，媒體改造沒有捷徑，想要解決種種傳播亂象，非以戰略思維進行結構性改造，並且循序漸進佈局，否則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 

　有人問我關於媒體改造，期待陳水扁早日兌現其競選政見與傳播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