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結論
（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土壤中等待萌芽的種子？
反國民黨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因黨外意識形態動員而發展的事實，清楚地顯示在最近十五年左右台灣文化與民族認同政治化的過程。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因為美麗島事件而激發政治意識，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專制性質，因而逐漸支持黨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信條。這些意識形態明顯地改變這些成員對他們文學生涯，以及對台灣文學的看法。
台灣民族主義者文化與民族認同明顯的政治化性質，已經影響到學者對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的了解。譬如一些研究者雖然指出，美麗島事件對本省作家與文學批評者的台灣民族主義發展至關重要，但他們相信這種發展的種子早已播下。譬如這些研究者認為，葉石濤與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分別以「台灣（鄉土）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不同概念，提出對台灣（本省）人文學表現性質與前途的不同看法，實際上代表鄉土文學作家與支持者陣營中「統派」與「獨派」的內部分裂。這些研究者認為兩派因為了解到國民黨嚴密的政治控制下，他們必須小心行事，並且彼此合作以應付國民黨，因此刻意避免了公開衝突；直到美麗島事件後，他們表面上的和諧才無法維持而公開決裂。【註：這種對文學領域中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看法，譬如呂正惠（1992:58-59; 1995:78-79）】
這種論點主要的問題是把政治化的族群性看成有如在土壤中等待發芽茁壯的種子，或者看成好像──如Daniel Bates所說的──「瓶中之魔」（a genie in the bottle），一旦嚴格的政治控制放鬆了就突然竄出（Bates 1994:219）。然而一般而言，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是逐步浮現成形的，而且必須放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脈絡中加以理解。訴諸部落、族群團體、或民族社群，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中方有其效果。因為抱持「土壤中等待萌芽的種子」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台獨傾向早已──至少從鄉土文學論戰時期開始──存在那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心中，因此，他們錯誤地假設有一個以葉石濤為代表的「獨派」存在於鄉土文學主要作家與支持者陣營中。事實上，這種團體只有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才形成。
葉石濤1987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雖然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典型的文學論述，但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葉石濤仍鼓勵本省作家追求台灣地方意識與中國民族意識在文學表現中的平衡，並不認為兩者必然不能相容。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在80年代之前，仍懷抱一定的中國民族情感，他們民族／國家認同的轉折，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社會變遷激發的結果。換句話說，政治化的族群性並非一種始終潛在的力量，等待在任何可能的時候發揮作用。反之，如本文前面分析所顯示的，它實為特殊的社會政治變遷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