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結論
（一）台灣民族主義做為歷史的「晚進者」與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
19世紀歐洲與20世紀被殖民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建國過程，造就了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一個人隸屬於一個民族國家，而且以公民身分來定義自己，已經變得非常自然，以致於一個人沒有國家的情形，是我們很難想像的。任何一群人民若能清楚建構、宣稱自己的民族認同以及被一既存國家統治的壓迫感，則往往被認為有權依民族自決的原則，在一領土上獲得政治的獨立。
不過，在20世紀末的今日，不少學者己經開始認為民族主義不再像以往一樣，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們認為全球不斷整合──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的結果，在許多方面都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控制能力，隨之而來的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日漸衰頹。【註：持這種觀點的重要學者之一是Eric Hobsbawm，見Hobsbawm（1990:Chapter 6）。不過也有反對的看法，參見McGrew（1992:87-94）。Nira Yuval-Davis則指出全球化與國際移民的趨勢未必削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運動，反而可能加強它們。見Yuval-Davis（1997:64-66）】
然而，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運動在20世紀末才開始在台灣有重大發展，成為台灣政治發展顯著的變數。雖然政治反對運動從70年代初就日益發展，但一直到80年代初，黨外才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民族主義的挑戰。70年代以來，台灣在國際上逐漸喪失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愈難以「中華民國」之名爭取國際活動空間，邦交國撤銷承認而斷交之事時有所聞，這些都使許多民眾產生可能變成「沒有國家」或被中共統治的焦慮。【註：許多民眾到海外旅遊之後更強化這種焦慮。1979年國民黨政府開放海外自由旅遊後，許多民眾共有的經驗就是許多國家不承認他們的中華民國護照而感到不愉快或屈辱。】
另一方面，戰後本省人處於不利的政治地位，伴隨而來的是其語言、歷史記憶、文化傳統等在公共領域受到壓抑。80年代初，黨外激進成員開始訴諸民眾對「沒有國家」或被中共統治的焦慮，以及本省人的被壓迫感，將這些感受轉化成條理一貫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這個意識型態的重點在提倡一新國家取代在國內具壓迫性、在國際上逐漸不被承認的中華民國，亦即企圖建立一個主要能對多數族群的本省人負責，又能在當代的民族國家世界體系中獲得應有地位的國家。在這個民族國家的統治形式被視之為當然，而公民身分與民族自決的概念也被廣泛接受的時代，黨外利用民族主義這個方便的意識型態爭取群眾支持，而這證明是有一定程度效用的。
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民族國家正開始成為主要政治統治架構，民族也開始成為流行的集體認同類型，用來正當化那些獲取或運用統治權力的行動。俄羅斯帝國下的猶太人、哈布斯堡帝國下的斯洛伐克人、奧圖曼帝國下的希臘人、大英帝國下的愛爾蘭人，以及Hroch所研究的其他中、東歐被宰制族群的文化菁英藉著創造集體象徵、重新挖掘與改寫歷史、復興語言與民俗等──亦即藉著塑造一種民族特殊構成民族認同感的文化活動與結果，為後來的民族主義政治動員舖下基礎。在一方面，許多這一類的文化菁英成為後來民族主義政治運動初期的領導者。另一方面，他們的文化活動與結果形塑了群眾的民族認同感，為政治動員創造有利的條件。然而一旦民族這種新的集體認同模式確立了，它就到處傳播、被抄襲，可以被世界各地有意識地借用來正當化那些追求或運用國家權力的政治行動，成為政治動員的意識型態，而不須像在20世紀初之前，依賴許多長期的文化政治變遷與文化菁英對族群歷史文化的再發現來慢慢形塑。
和前述那些歐洲的例子不同，台灣反國民黨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與結果並沒有扮演促生政治民族主義的角色。80年代初出現黨外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之前，並無任何重要的歷史文化潮流或運動，足以有激發台灣民族主義政治行動的顯著效果。促使黨外以激進的民族主義方式挑戰國民黨統治及其主要的正當化意識型態──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因素，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及後來對黨外人士的政治迫害。美麗島事件、政治迫害、黨外激進成員大膽的民族主義宣傳綜合的影響，又激起反國民黨傾向的本省籍作家與文學批評者（也包括歷史學者與語言復興運動者等）的民族主義情感。80年代末以來，不少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宣稱《臺文》與《笠》兩份文學刊物的創辦，是復甦的台灣意識所激發的有意識反國民黨的行動，而且甚至促成70年代的黨外反對運動。然而，實際的歷史過程並非如此。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序列，並不符合Hroch提出的三階段論。
本文的分析，並非否認80年代初之前，本文所討論的本省籍作家與文學批評者沒有對於本鄉本土的熱愛與關懷。相反地，他們以較為樸實明朗的筆調在詩與小說中呈現他們所熟悉的台灣生活、文化、與歷史，或者討論本省籍作家的作品，時常可以使讀者感受到他們對台灣鄉土的深刻情感。這種文學的題材與流露的情意，與外省籍的作家與作品比較起來，尤其明顯。這種對本鄉本土的情感，以及在文學上加以表現的興趣，一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身上也極容易發現。然而這種情感未必具有政治的意味，更未必具有民族主義的意涵。從這種對本鄉本土的情感到民族主義的認同與主張，不應該視為自然的、或者必然的連續發展。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例子中，這種發展毋寧是歷史偶然造成的轉折與結果。就本文的分析而言，促成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最主要的歷史偶然因素，是美麗島事件的發生。
對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具有重大意義的「台灣民族」概念的建構，只發生在美麗島事件之後。事實上，這個概念並不是新的。在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共產黨就在其<政治大綱>中宣傳「台灣民族的發展」（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1989:24-26）。然而在台共之外，這個集體認同概念並沒有被廣泛接受。再者，戰後著名的海外台獨人士史明自60年代初即開始發展其「台灣民族形成」的理論。【註：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在1962年出版，中文版在1980年於美國出版，並在國民黨的查禁政策下，在台灣具有反對政治意識的讀者之間流傳。中文增補版則在1998年於台北正式公開出版。】然而，就像戰後海外台獨運動一樣，史明的概念與理論在80年代之前，對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少有影響。
現代的民族國家理念包括三個不同但互相重疊的要素：「民族」做為集體認同；「國家」做為民族在政治上獨立的表現；以及「領土」做為一個地理區域，顯示民族界線與國家疆界符合一致的必要（Woolf 1996:1-2）。就這三個要素來說，黨外領導者在80年代初的意識形態動員，主要在提倡以一個相當於台灣島嶼領土範圍的新國家，取代依照中國民族主義與大陸疆域所組織的中華民國。至於建構台灣民族認同感的工作，主要留待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這些文化菁英藉創造台灣人集體象徵、重新詮釋台灣文學（以及復興福佬台語、改寫台灣歷史）等，以支持政治上的認同主張與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