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笠》《臺灣文藝》與本省籍作家：60年代
（三）《笠》：臺灣現代詩傳統的捍衛者與中國意識
也就在這個時候，《笠》開始介紹殖民時期本省籍詩人的現代詩作，呼籲「經由傳統的再認識」，修正「詩學界已經迷失了的方向。」【見《笠》1973,57:5】在一方面，從1972年十月起《笠》增加了一個不定期的專欄，介紹並討論王白淵（1901-65）、吳新榮（1907-67）、郭水潭（1908-）、巫永福等的現代詩作，試圖使讀者注意殖民時期本省籍詩人的成就。
另一方面，笠詩社愈來愈強調殖民時期的文學遺產在促動戰後台灣現代詩發展上的重要性。紀弦曾經宣稱是他將現代詩的「火種」從中國大陸引進台灣，是台灣現代詩的先驅。【註：譬如見紀弦（1966:4）。紀弦於1929年在中國大陸時開始寫詩，不久他成為李金髮與戴望舒這兩位30年代重要詩人的崇拜者，而李、戴兩人深受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戴望舒是《現代》（1932-35）詩刊最主要的作家，紀弦也向這份刊物投稿，而被視為戴望舒所代表的《現代》團體的一員。參見紀弦（1966:3）；古繼堂（1989:124-125）。】
相對地，笠詩社強調在殖民時期，本省籍詩人已經從日本人那兒學習到源自現代主義、象徵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許多西方現代詩技巧，因而建立了一個獨特的詩傳統。雖然沒有否認紀弦對台灣現代詩發展的顯著貢獻，笠詩社宣稱林亨泰等本省籍詩人將殖民時期的詩藝術帶入了紀弦所領導的現代詩社。他們強調，雖然殖民時期的本省詩人已經熟悉西方現代詩的藝術與技巧，但殖民時期的詩傳統最主要的特色是詩人對生活與社會現實持續一致的關懷。【註：此種看法，見《笠》1977,81:41-42; 1980,95:54-57】
做為一個由戰前與戰後世代的詩人組成的團體，笠詩社逐漸把自己呈現為殖民時期以來發展的台灣現代詩傳統的捍衛者。再者，在流行的鄉土文學的背景下，笠詩社愈來愈謳歌簡樸的、不矯揉做作的寫作風格，以及對生活與社會現實的關懷，並且把這種風格與關懷形容為台灣現代詩傳統的本質。對他們而言，這種本質正是「鄉土精神」的核心，而他們自己的刊物《笠》和其他的詩歌期刊不同，是這種鄉土精神的唯一代表。【註：見《笠》1978,87:5】
鄉土文學論戰剛結束不久，笠詩社即為自己設定了建立「本土詩文學」的任務。【註：見《笠》1978,85:77】和「鄉土」比較，「本土」在笠詩社的論述脈絡中，更清楚地指稱台灣，而非中國大陸。【因此，李魁賢曾建議使用「台灣詩文學」，而非「本土詩文學」。見《笠》1978,88:43】笠詩社揭櫫「現實主義的藝術導向」為他們的寫作圭臬，宣稱藝術性、社會關懷、與鄉土精神的平衡發展是他們的基本原則。【註：見《笠》1980,97:1; 1980,100:1】笠詩社響應鄉土文學提倡者的看法，呼籲詩人創作一種能代表「我們的土地與我們的時代」的作品。【註：見《笠》1977,79:1】從1970年代中期起，「土地」與「寫實」就成為笠詩社經常運用的口號。
然而，這個時期的笠詩社的地域傾向，和70年代鄉土小說家的地域傾向一樣，不應該加以過分誇大，甚至視之為與中國民族主義完全對立的分離主義。就像本文上面提到的，笠詩社批判當時詩人不加反省的西化傾向，與對社會現實的冷漠，因而致力於介紹殖民時期台灣的現代詩遺產。
在70年代台灣遭逢重大外交挫敗的背景下，笠詩社強調的是殖民時期台灣詩人的中國民族意識，以及對中國祖國解放台灣的渴望。巫永福在殖民時期所寫的兩首詩，〈孤兒之戀〉與〈祖國〉，特別被挑選出來做為這種情感的見證。【註：見《笠》1972,52:5-9; 1978,87:2-11; 1981,102:33-35。兩首詩原為日文。關於兩首詩在70年代初被譯成中文並發表的經過，見巫永福（1978）。<祖國>一詩中譯發表後，陸續被轉載，其經過見李魁賢（[1982] 1987:14）。趙天儀曾於1978年台北的「七七抗戰紀念會」上朗誦該詩，其經過與引起的熱烈回應，見李魁賢（[1982] 1987:14）；王曉波（[1987] 1988:240）。】
再者，前面也提到，笠詩社的成員既包括戰前世代的詩人，並且逐漸將自己呈現為殖民時期台灣現代詩傳統的捍衛者，同時笠詩社仍與一些戰後的日本詩人維持密切的關係，因此，該團體曾被一些批評者抨擊為「日本詩壇的殖民地」。此外，笠詩社幾乎完全由本省籍詩人組成，而且關注本土／台灣的地域傾向愈來愈清晰，這些事實也招致一些懷疑。
為了回應這些批評與懷疑，在1978年二月，正逢鄉土文學論戰逐漸停息之時，笠詩社的女社長陳秀喜（1921-91）如此說道：我是個受日本教育的人，我可以用日本話，日本文字寫日本詩，但我為何卻辛苦的學中文寫中國詩呢？因為我不甘被殖民，我是中國人，「笠」詩刊當然是中國人的詩刊……我自己最痛苦便是被殖民過，我更加熱愛這個民族，熱愛這個鄉土……我身上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我的文學也是中國的文學，我是中國人，我便走中國人的路，絕對不允許有人說我們是被殖民的。【註】
【註：見《笠》1978,83:55-56。在當時的政治高壓統治下，作家面臨官方的監控與文字獄，因此，他們可能在寫作時自我設限、自我檢查，而未曾暢所欲言。作者並不否認有這種可能。在被懷疑有異端的政治與文化思想而遭受指控時，作家面臨身家之危，不得不奮起辯解，這種情形亦不難體會──正如同文中這段引言所顯示的那樣。然而，在自我設限中流露或一時辯解下宣稱的「中國意識」，並不必然就是「虛假」的。就本文所依據的史料來看，《笠》與《臺灣文藝》兩團體絕大部分的作家在60、70年代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並非全為自我設限或一時辯解下「不得已」的「交心」，而是他們主觀上相當明確的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同時這樣的發現，也並不否認當時他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對臺灣本鄉本土的真情摯愛。但這種情感與他們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並行不悖，並非提升到民族／國家的層次上，而與他們的中國認同相衝突。參見本文「結論」部分的討論。】
對笠詩社而言，「鄉土文化即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因此「台灣文學」──包括「光復前的台灣文學」，即使有其獨特成分，都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笠》1977,81:40-43】就像笠詩社的兩位創社成員──林亨泰與趙天儀──所說的，他們所致力的，不只是創作「現代詩」，而是「現代中國詩」；他們所希望成為的，不只是「現代詩人」，而且是「現代中國詩人」。【註：見《笠》1973,54:91-92; 1980,95:1】就像鄉土小說家一樣，笠詩社成員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意識。
然而，自1980年代初期之後，笠詩社和《臺文》的作者群已成為「台灣本土文學」做為一個獨特文學傳統這個概念的主要建構者。在80年代結束前後，「本土文學」的概念更進一步發展成「台灣民族文學」。對台灣民族文學的論述，構成了80年代中期以來快速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發展，以及這種文學的政治化，主要是因為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的刺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