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有著不小的差異性。基本上，印度佛教歷經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再到大乘佛教，最後是大乘密教。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演化過程中，其精神是積極入世關懷的；在佛教哲理上，則明顯有多元適應、邏輯化、精密化和系統化的傾向特色。雖不免有些弊端，但整體上，是正面而具進步意義的。
　但，大小乘是一起傳入中國的，古人不願意又無能力從歷史演化的角度加以揀擇，就囫圇吞棗地全部吸收。這造成很大的問題。為了接納這前後期不同的佛教思想，古人把中國古代民族世俗的折衷精神，發揮得淋淋盡致。那就是：摒棄是非差別的判斷，不顧大小乘各學派間的矛盾性和差思性，主觀性地兼容大小乘，並創造出自豪的「圓融」佛教思想、和遠離人世的「山林佛教」。不然就是禪宗和淨土宗的那一套，不重視經教思想，師心自用，所以有所謂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和「老實念佛」之名言！

　這樣的中國式佛教特徵，貫穿了中土各學派的戒定慧三學，也涵誘F佛學的研究取向和佛教史觀。近代西方以科學的學術方法進行宗教研究，日本佛教受其影響，從明治維新時期開始，全面反省中國佛教的異化，並以進步的科學學術方法，全方地地重新釐清佛陀教法，使佛教真理得以正確地被傳弘開來。這是日本佛教對近代世界漢傳佛教的重要澄清和貢獻。

　民國初年，中國佛教已是殘破零落，奄奄一息。當時中國佛教改革之父太虛大師（西元1889-1947），看到了中國佛教的沈淪，也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事業。但，思想上，太虛大師無法超越他對中國佛教教理的偏愛和執著，以致他的改革只侷限於僧團、教制、寺產、教育等表面事業。太虛大師的學生印順導師（西元1906~2005），則較能客觀地看到中國佛教思想上的偏差，發現中華民族在佛法領受上，有著嚴重的缺陷，於是，從根本思想上作出關鍵性的澄清和思想重建，可謂是姚秦鳩摩羅什（Kumaraju，西元344~413，一說350~409）以來，漢傳佛教系最偉大的思想巨擘。

　民國38年前後，太虛和印順兩人的中國佛教改革思想，先後傳入台灣。可惜的是，在台灣佛教界，印順導師的佛教改革思想多僅止於學術上的研究，中國僧人還是普遍喜歡太虛那套中國式的改革理念，對於印順的態度，最多就僅止於欣賞而已。是以，在台灣的各寺廟教團裡，主要是實行太虛大師的中國佛教改革路線，也就是傳統中國佛教的那一套，思想圓融，但無力判斷是非差別，只會搬弄傳統祖師之說。

　此外，由於歷史的不幸，國民黨來台時，中國僧人藉由「中國佛教會」中央組織，有計畫性地且政教合一性地抹黑、摧殘原來較具現代進步意義的台灣佛教，用較落伍的中國佛教替換台日混合式的台灣佛教，以致台灣佛教全面淪陷為中國佛教，以中國為台灣佛教之天國，認中國祖師為信仰之最高依歸。這也是為什麼，星雲和惟覺等中國僧人，喜歡一再地利用「迎佛骨」或中國佛教古代文物展等類似活動，來強化中國天朝佛教之權威性。

　當代台灣佛教雖然興盛蓬勃，信眾保守估計應有八、九百萬人左右。然則，面對國內種種光怪陸離的政治脫軌行為、社會道德沈淪、媒體亂象、中國處心積慮的併吞威脅時，台灣國內眾多的寺院僧團和佛教徒們，似乎一片無動於衷，視而不見。從宗教思想上分析，這其實與中國佛教那種是非對錯不分，重視圓融討好，和超脫出世的山林心靈思想，有著絕對的關係。

　正因為思想上以圓融為最勝義諦，所以，主張一切無善無惡、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社會亂象再怎麼亂，兩眼一閉，如如不動好修行。生活上，雖住在人間，企業化經營道場，但心靈卻是嚮往著出世、閒寂、幽居，人間之苦難和不公不義，本是苦惱人自招。這樣的佛教教團，竟然還打著「人間佛教」、「人生佛教」、「建設人間淨土」的口號，掛羊頭賣狗肉，招徠台灣人，向台灣人進行無善無惡的思想污染，向台灣人百般要求慕款。台灣有這種假道學式的「中國佛教」，怎能不社會人心沈淪、虛偽無恥、自私自利！

　佛法所謂「無善無惡、無是無非、無得無失」，是就法性而說；在現象界裡，千差萬別的世界仍是有善惡、是非、得失之差別。不能分別善惡是非，不但不可能達到善惡兩忘的境界，而且更可能因此而隨順自己的好惡和私心，逃避社會道德責任，師心自用，沈淪墮落，敗壞佛教，成為佛門之罪人。

　冀望佛弟子們，行中道，作國家社會之中堅力量，堅持民主自由之制度，為台灣混亂之社會注入清流。不要再沈迷於邪正不分的圓融思想，用道德感，感化不道德；用正義感，瓦解不公不義的社會亂象；為捍衛人的尊嚴，向反民主的邪惡勢力嚴正挑戰！那麼，人間才有所謂的佛教，人間才有所謂的淨土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