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韓國國防部長尹光雄於八月二十五日在接受國會質詢時明確表示：「估計朝鮮有一或兩枚（核武）」後，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已然從過去混沌不明的狀態逐漸明朗化，同時更使得朝鮮核武問題從過去不確定是否擁有核武的層面，升級到朝鮮究竟會不會不顧各方的壓力，而一意孤行地進行核武試爆的層面。

　面對如此的變局，首當其衝的韓國顯然還是把希望寄託在與朝鮮有深厚關係的中國身上，據「韓國聯合通訊社」的報導，韓國總統高級安全顧問宋旻淳在赴北京與中國外長李肇星會面後表示，對於朝鮮進行核武測試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北京心知肚明，因此「韓國和中國會繼續合作，以防（核武測試）發生」。

　而很巧合的事情是：幾乎在同一時間，「日本共同通信社」引述各方消息指出，台灣陸軍司令胡鎮埔以觀光名義抵日，卻在八月二十四日觀摩日本陸上自衛隊在東富士演習場實彈軍演。由於台、日之間沒有邦交，也沒有正式軍事合作，從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引發中國外交部在八月廿五日對此事表示「是中、日關係中的嚴重事件」，並指責日本此舉是「公然違反中、日三個政治文件有關原則和相關承諾的行徑」，向日本提出強烈的抗議。但日本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卻以：「自衛隊的演習分三天舉行，每天都有三萬人前往觀摩，究竟誰參觀過演習，不可能一一確認。」採取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的態度回應。

　這兩起事件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各不相干，但若是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話將會發現，朝鮮核武危機所造成的韓、中兩國進一步的接近，以及胡鎮埔將軍觀摩日本東富士演習場實彈軍演一事所代表的台、日實質軍事同盟的日趨緊密，事實上涉及了東亞各國在冷戰結束後軍事同盟的重組。

　就朝鮮半島的局勢而言，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的解體，使得朝鮮這個在過去極端倚賴蘇聯生存的孤立國家頓失所依，雖然中國仍然物資上與政治上持續給予朝鮮相當大的支持，不過，隨著中國近十年來藉由對不斷擴大外貿易以支持經濟發展，中國的對外（特別是對美國）依存度不斷提高，使得中國在相當程度上逐漸被美國誘導納入世界體系的規範內，已經不可能再如冷戰時期那般可以為了「援朝」而不惜擺出「抗美」態勢，必須在許多的國際事務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合作。

　這樣的轉變，自然會使朝鮮對於能否再像過去那般繼續百分之百的信任中國、對中國的話言聽計從產生懷疑，進而萌生「自立自強，自力更生」的念頭。而發展核武作為與美、日等強國談判的籌碼，自然也就成為朝鮮認為在短期內最有效的唯一抉擇了。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九○年代柯林頓主政時期，美國對於朝鮮的「核訛詐」採取妥協的態度，更是讓朝鮮確信其手中的這張「核武牌」的確是可以讓其達成一定的目的，從而也就種下了目前朝鮮核武危機發生的遠因。

　正因為朝鮮發展核武的目的是建立在對中國的不信任，以及確信美國到最後必然會妥協的基礎上，自然也使這一次的朝鮮核武危機無法像上一次那般，在中國出面斡旋後就平安落幕，反而讓朝鮮有逐漸將賭注越下越大，大有要和美國對賭玩「chicken game」的態勢。而這也就不可避免的會使日、韓這兩個因為朝鮮發展核武受最直接受影響的國家產生更大疑慮，進而採取相當的作為以尋求自保。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韓國顯然是選擇了與中國拉近關係，試圖藉由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來解決由朝鮮所挑起的危機，甚至於達成「和平統一朝鮮半島」的目標。因此，盧武鉉就任總統後，韓國很明顯的出現了在政治上對美、日兩國逐漸疏離，而與中國逐漸密切，想要在美、日、中之間建立起等距外交的傾向。

　比方說，在尹光雄於去（2005）年訪問中國返回韓國後即宣佈：「將韓、中軍事合作提升到韓、日水平。」，嗣後尹光雄在同年四月十五日在參加韓國國會國防委員會作業務簡報時又透露說，韓國軍方當局「正在研究與中國軍方建立軍事熱線」；韓國國防部也表示，韓、中軍事合作即將「邁大步」……等等都是明證。

　相對來說，日本則是採取了與美國在既有的「日、美安保體系」基礎上發展更緊密的同盟關係，在獲得美國的支持下積極派兵參與海外國際維和行動，並開始著手修改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以及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試圖將日本建立成軍事與政治大國，以扮演更有力的角色，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

　在這樣的前提下，作為「日、美安保體系」一環的台灣，自然也就成為日本所不可忽視的對象。是以，胡鎮埔此次在日本政府默許下參觀日本自衛隊的軍演，顯然便是日本在此一戰略思維下的具體表現，也顯示出日本對於中國究竟有沒有能力與誠意徹底解決朝鮮核武問題，已然出現了高度的懷疑與不滿，因此有意藉此來向中國傳達一定程度的警訊。

　是以，在這一次朝鮮核武問題的陰影下，除了再一次的凸顯出東亞局勢在冷戰結束後依舊危機重重的事實外，更催化了東亞軍事同盟重組的加速進行。（本文與在美國發行的 同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