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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種文章會得罪一堆人。但不寫，會讓台灣學術界蒙羞，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這應該是替歷史留記錄。
有關管中閔、陳建良論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政策效果評估國際貿易實體」，與陳建良學生張瑋玲的碩士論文，「ECFA貨品貿易早收清單對臺灣出口中國大陸之影響：差異中差異模型之分析」，到底誰抄誰的問題，我認為學術界必須出來講公道話。
張瑋玲的碩士論文出書在前，管中閔、陳建良的文章刊出在後。其間相似之處，不僅需要釐清，更需要為此中各種關連性，提出學術界應該有的、以前就強調的基本標準（標準在此很重要）及評論。
學術界此時的沈默、曲意避談，乃至認為張瑋玲抄襲、奪取管中閔、陳建良的原創想法，等於妥協於學術界此時或未來的強權、霸力，也默認台灣的學術界，以往所謂的清高、嚴謹、客觀，乃是一堆虛話假言。
「百分之一的戒嚴，乃是百分之百的戒嚴。」（原意出自朱敬一，他在三十年多前，在報端發文，批判王作榮教授，替國民黨的戒嚴在辯護）。台灣學術界對此一事件的遲疑、妥協而保留態度，乃至避而不敢談，就是台灣學術界全體的墮落。「百分之一的妥協，以後將會是百分之百的妥協」。
此事件爭議的重點，乃是管中閔、陳建良的論文，有一些部分出自學生張瑋玲的碩士論文中。在追究到底誰抄襲誰時，先出刊、完成的張瑋玲碩士論文，僅在參考文獻中，提到曾看過管中閔、陳建良那篇文章的手稿。這個這中間有相當多可以討論的爭議。
一、目前的爭議中，乃是管中閔、陳建良的文章中，引用該生張瑋玲碩士論文的一部份：
「管中閔論文爆抄襲學生 張廖萬堅：有20多處雷同！」
「獨／管中閔抄碩士生論文？誰抄誰讓證據說話」
這個證據是明確的。但支持管中閔、陳建良的人認為張瑋玲的碩士論文的參考文獻中，提到他有提管、陳的手稿，「陳建良與管中閔（2016），『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政策效果評估』，手稿」。這中間必須仔細分梳。
甲、手稿的內容是甚麼？手稿進行到甚麼程度？這是整個問題的重點，但沒有人提出該手稿內容到底是甚麼？既然如此，那這一部份要替管陳辯護，證據力是很薄弱的。
乙、假設張瑋玲很認真看過這個手稿（手稿內容目前不知道），但我們無法推論張瑋玲看過的內容，包含他在碩士論文所寫的這一部份。換言之，這被管陳引用（或稱抄襲）的一部份，不必然在手稿中。依此，張瑋玲依舊是第一創作者。
更進一步，身為張瑋玲的指導教授的陳建良，卻一定有看過張瑋玲這一部份的文章。因此，我們不確定張瑋玲看過管陳手稿中有沒有這一部份內容，卻可以確定管陳（至少陳建良）一定看過這個內容。
丙、學術界在引據參考資料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引用別人的論文、資料、數據、表格時，必須在論文該處、或該處下方，標明資料來源，或者在註腳中就必須寫清楚。這是論文寫作ABC。
一般碩士論文的基本訓練就包括這部分。身為管中閔院士的學生陳建良院長，怎麼連這個基本訓練都沒有教他的學生？張瑋玲在這邊沒有寫出資料來源、註腳，學術界一般的認定，乃是將這些資料、內文，視為是張瑋玲自己整理、論述的一部份。俟後有人提出這些資料（資料來源相同，尚可理解，僅需註明從那個單位提供的數據，整理得出），特別是論述，就必須說是出自哪一個人、哪一篇文章。而管陳這樣的作為，其實是有剽竊之嫌。
二、碩士論文是經過檢驗的文章，必須負責任。手稿是未成形的文章，不需要負責任。兩者在學術角度的評價，本來就有相當大的差別。
甚至在論文中「引用某些的手稿為依據」，進行闡論，嚴謹的指導教授是不接受的。因為這個引用是「拿不需要負責任的文獻」去佐證「需要負責任的文章」。
三、退一步說，碩士論文是正式文章，手稿是未定稿。即令管陳的手稿有這一部份，也不能推論他們在張瑋玲看到、論述這一部份時，就確認他們要以這個資料、觀點進行他們的論文。
所以，這不應該說是張瑋玲碩士抄襲管中閔院士、陳建良院長。而依學術界的標準，張瑋玲依舊是原創者。
四、列名註腳論文、資料來源，以及列名文獻參考，在論文中的地位差別很大。
註腳論文、資料來源是一定要看過，引據要小心，要接受其他讀者的檢驗。這部分絕對不可以亂來。但文獻參考裡的資料，標準比較鬆散。有時候在寫作時有看過、閱讀的相關文章、文獻就可以列入。但讀者卻不會在參考文獻上，某一些作者列名的文獻書刊大做文章。因為他對文章的成形、論述，沒有一定要考核、驗證的地位。
五、管中閔、陳建良這一篇在研討會的文章，出現這樣的瑕疵，中研院的態度是不負責任的。
中央研究院舉行的研討會論文出現抄襲爭議，他竟然說：「由於論文的性質只供研討會裡互相討論，並非正式出版的論文，所以接受論文的標準，只在確認其內容與研討會主旨相符，並無審查」，這是迴避問題。出自中研院，可以這樣處理。那中研院的學術評價，是不是就這樣被確定呢？
六、台大將責任推給中研究，也是不負責任。
台大不是不懂學術標準、不懂研討會應該有的論文規格，也不應該不懂學術界對論文抄襲的學術倫理看法。但台大卻勇敢的拋棄他台灣的大學龍頭的榮耀地位，將評判標準、責任推給中央研究院。
這種作法，不僅識者難以接受，一般人也看不起這麼沒有肩膀挑責任的作為。一個台灣最重要大學，對其最重要的學術工作，竟以這樣的方式處置，這不是令人扼腕，而是感嘆：他要怎樣教育我們的子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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