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南嘉生專欄

「中客少一半」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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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報紙說中客少一半,希望政府幫他們解決,甚至希望政府承認九二共識,政府應該做嗎?

 南嘉生:不,不需要做。

 昇:政府不是要替人民解決問題嗎?

 南嘉生:對。但這句話並不精確。因為「人民」不是小孩,他有獨立的行為能力。「政府要替人民解決問題」是指人民無法單靠自己能力處理的問題。這當然也包含他們經過理性思考過後的抉擇,所產生的問題。

 昇:難道「中客少一半」不是政府的問題嗎?

 南嘉生:不。首先,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依舊處在緊張的戰爭或半戰爭狀況,努力要與中國做生意,就要負起一般經濟活動以外的風險。或者我們稱為政治風險。現在「中客少一半」是政治風險造成的,必須由廠商自己負責。

 昇:政府不也是鼓勵人民與中國做生意?

 南嘉生:但現在的民意所決定的政策卻是反對的。在「鼓勵」與「反對」之間,那種風險是清楚存在。理性決策的人不應該僅附從政府的決策,然後要政府負完全責任。

 昇:那人民要怎麼做?有時候鼓勵,有時候反對。

 南嘉生:那去控告政府,為何政策會出現這麼大的轉變?

 昇:你認為政府會怎麼做?

 南嘉生:理性且完整的處理方式是:檢討過去以來的兩岸政策。並檢討在政策反覆下,企業的理性抉擇是甚麼?前者是政治與政治。後者是法律與經濟。特別是經濟的問題。或者稱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昇:能否講的更清楚一點。

 南嘉生:在戰後歷史上,兩蔣時代是對與中國親近的人或企業,給予強烈的懲罰,包含死刑與沒收財產。在李登輝之後才逐漸鬆綁,到馬英九又鼓勵往中國投資。但這個政府始終沒有跟人民正式且清楚解釋,為何有這樣的政策改變?這很重要。因為有這樣的正式舉動,人民就可以基於此向政府正式提出質疑與政策賠償。要求更完整的保障。

 昇:能否更「正式且清楚」的說明?

 南嘉生:可以。這也就是說,政府要回答人民,為何以往要堅決和中國對抗,並且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也要解釋中國怎樣的改變,包含與我們之間的法律與政治關係調整,以致於以往的政策可以調整,改以新政策處理。那麼,兩蔣時期的政策將一一被檢討。更重要一點,也是大家關心的,在和中國交往的新狀況下,中國給予台灣怎樣的法律與政治關係,而這些能否保障我們與它們之間的互動,免除或清楚各項法律與政治風險。

 昇:我們先關注現在的政治與法律問題。

 南嘉生:好的。以最近的中客少一半為例,為何僅對台灣採取這樣的政策,而不是對所有的國家,做出相同的措施?

 昇:有人會說:那是台灣選出來的總統是偏向獨立,與中國的利益不合。

 南嘉生:這就是很重要的政治問題了。台灣為何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我們的國家發展方向?選出我們所期待的總統呢?如果不可以。那就是我們與中國的政治與法律關係尚處在「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那我們要問:那是怎樣的關係?能否進行貿易與互通呢?

 昇:那是不是說中國對台灣與對美國、日本,甚至菲律賓,是採取不一樣的國際關係?

 南嘉生:是的。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在中國的法律上,是不是獨立的國家?

 昇:中國當然不這麼認為,不然怎麼「反分裂國家法」?

 南嘉生:對!就因為這樣,所以,中國對待台灣,不是國與國的關係。用國與國的關係去看待或處理台灣與中國關係,就是錯誤的。即令我們無恥,退一步、退兩步要牟取兩岸互動的利益,也要清楚的問:到底中國怎樣定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這兩者都不清楚。人民可以要求政府講清楚,甚至直接控告政府,將人民的利益暴露在政治風險之中。

 昇:那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

 南嘉生:「一個XX,各自表述」。或者稱台灣認為「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中國認為「特殊的地區與地區的關係」。

 昇:請深入分析。

 南嘉生:就台灣來說,我們有時候將中國視為國家,有時候又將它視為同一個國家。到底台灣是將與中國關係視為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或者非國家與非國家的關係,說真的,台灣政府也不知道。所以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中國是很清楚地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區,但他始終管不了這個地區,也不能代表這個地區,所以稱為「特殊的地區與地區」的關係。

 昇:那你認為台灣與中國是甚麼關係?

 南嘉生:那要問今年的一月十六日,台灣是選總統還是特首?更重要一點,台灣是選地區議員或國會議員?若我們很確定是選總統,那我們就是一個國家。我們不能一方面選總統,一方面又否定自己是一個國家。

 昇:為何選國會議員與否,更為重要?

 南嘉生:國會議員所通過的法律,是否是這個國家除憲法外,最高階的法律?這就確認他是不是獨立國家。它在制度上的意義,比之總統更具有深刻意義。其實,台灣的最高法院是不是終審法院,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有很多政治判斷不是從某個人的權力去解讀是否為國家,而是從制度的權力設計去解讀。

 昇:那「中客少一半」要怎麼處理?

 南嘉生:自己負責任。要經營企業,就要知道有風險。經營中客生意的風險在台灣是眾所周知。即令有政治加持,也會有政治風險。既然你想要享有政治加持的利益,就要承擔政治加持的風險。就算政府出面要承擔這種政策變動產生的衝突,也不能不追問那些沒有政治判斷力的行為,難道不需要負責任嗎?

 昇:商人除負擔商業活動的風險外,為何還要承擔政治風險?

 南嘉生:商人想要追求有政治風險的利潤,當然要承擔政治風險的損害。這是經濟行為的正確態度。所謂商人不需要負政治風險,在經濟學的看法是「當所有的政治資訊都清楚解讀,然後大家都認定不會出問題,並且預期內沒有問題,這是經濟理念上的政治思考」。而政治風險是這些都思考後,結果產生預期以外的問題,那種政治風險才是政府要出面處理的。

 昇:那「中客少一半」要怎麼處理?

 南嘉生:他僅說「中客少一半」,但他沒有說其他客怎麼樣?而真正應該回應的是「轉型」。即令中客沒有少一半,在商業活動中,他也要努力提升。在商業活動中,隨時跟著市場變化而調整是常態作為。「轉型」講得太嚴肅了。當中客少一半而無法處理,他除了訴求幫忙外,更應該檢討的是——他是否適宜繼續從事這個行業?甚至適合從事商業活動。

 

2016.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