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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份子、社會菁英一般都是帶領整個社會往前進的重要力量，我們將之統稱為領先部門。這是相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來說。畢竟知識份子、社會菁英所從事的工作，很多都是指引社會發展，不是社會發展的跟隨著。

　使用「妄想」一詞，的確對台灣知識份子的侮辱，但事實上的確如此。這種現象在經濟發展上更是如此。

　台灣的媒體、知識份子當中，一直有一群人希望透過中國來達成他們的願望。泛藍軍希望藉由中國強大，一雪中國百年奇恥；泛綠軍當中也有一群人希望藉由中國市場來帶領台灣經濟發展。這兩者都是荒謬的。

　以狹隘的經濟學變數來看，泛藍軍想法的缺失在於忽略全球技術變化、資本的掌握權問題。從滿清末年到民國二十年，中國雖然紛紛擾擾，但若能計算他的國民所得，當時中國的產值與先進國家的德國、英國、法國的本土產值，其實相差無幾，甚至更多。許多人之所以覺得中國沒落，乃是中國與西洋帝國體制在比較，而不是母國在比較。尤其考量當時中國與西洋的工業技術差距，或許擁有四億五千萬的中國產值，甚至不比法國帝國、日本帝國差到哪裡。

　中國改革開放做成的主要事情，並不是超越歐美，而是讓自己的生產狀況逐漸回到以往二十世紀初的世界經濟相對位置而已，不是有任何傑出表現。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高喊他們的經濟力多強又多強，但衡諸中國現在的生活水準與美國相比，其差距並不小於二十世紀初的美中差距，又如何說中國更加強大？

　另一方面，就資本與技術層次來看，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多仰賴西方國家或準西方型國家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的資本與技術，並不是自身的資本與技術。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遠比二十世紀初更大，又如何說中國強大？

　泛綠軍對中國的期待也很有問題。台灣強烈依靠中國之後，許多本國資本累積不進反退，企業發展的重心從台灣移往中國，這是全世界很少出現的狀況。當資本大幅外移之後，資本累積當然會減少，又如何引動產業調整或升級呢？

　更細緻的說，兩國貿易的分工關係，高所得、多資本的國家，理論上應該多生產使用資本的財貨，出口這類產品，進口多使用勞動的產品。這樣的生產方式也會增加本國的資本累積，提高國民的所得。雖然這種兩國生產要素模型推論兩種國家，資本豐富國家與勞動豐富國家，也以平等的位置論述兩者在國際分工上的相對位置。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資本豐富國家其實就是高所得國家，勞動豐富國家就是低所得國家。不過，當兩國互動又增加國際投資，結果就不一樣。

　台灣大量資本投向中國，導致中國的資本累積速度增強，以致於中國的生產不是使用多利用勞動的生產模式，而是以加速度的方式採用與台灣相容、具競爭力的多使用資本的生產模式。

　這種現象其實指出泛藍軍想要的目標其實還很遠，泛綠軍卻以背離自己的目標去和中國貼近。

　假如我們從資本、技術變化兩個角度來看社會變化，也就是相當程度使用馬克斯的經濟決定論的論述方式。我們就會發現遲緩化台灣的變化，固然對泛綠軍的期待不合，也對泛藍軍長期目標有嚴重傷害。

　從資本、技術變化定義下的台灣社會發展，其實是比中國發展更前衛的社會。中國長期追求現代化、趕上西方國家的文化、社會觀點，其實，台灣的社會發展比之中國更西化、更接近西方國家。

　相反的，中國現在的GDP產值固然很大，但平均GDP卻很低，因此，若從近代化的社會變遷來看台灣與中國，台灣是很好的樣版。將這樣的國家變成中國統治下的一部份，僅是讓中國更遠離近代國家，遠離泛藍軍的期待，而不是接近。

　若泛藍軍接受我們的論點，台灣的變化就是中國未來的變化，毀棄台灣的發展就是毀棄中國發展的明燈。

　很多人強調中國現在有怎樣的變化狀況，對我來說都是笑話。那僅是對落後國家的進步，一種期許而已，不是對先進國家變化的讚嘆。或許頗有信心的泛藍軍會強調中國終將如何又如何，但這種「終將」已經被中國人喊了百餘年，目前依舊在「終將」。其他國家多有成功案例，泛藍軍卻要讓台灣停留在這種境地，顯見心態頗有問題。

　只要看台灣發展到今天的局面，在經濟上固然有很多良好的條件，在政治上更有許多令人驚訝的驚嘆機會。中國要走向台灣的今日經濟狀況都還有很多困難要處理，政治上的那種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又如何能守株待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