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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共識 vs 華盛頓共識

　隨著中國經濟力的崛起與興盛，中國人逐漸由自信而強調他們的價值觀，所謂的北京共識，用以對抗以美國為主所宣傳的價值觀，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這是亞洲價值對抗西方價值的翻版。檢閱自1980年代以來，亞洲勢力逐漸興起之後，亞洲人所提倡的許多論點，就可以看出經濟力帶給亞洲人的自信，也由此產生他們想藉由自己的價值觀尋找對自己文明的肯定。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論乃是東方人在高所得經濟成就後，想要藉由自己所活過的文明、價值觀，來肯定自己現在的行為與存在的價值。北京共識則是從產值多、大的角度來肯定自我，從而對抗外來如美國的價值觀，肯定自己國家、民族、nation，甚至文明的價值。在這個基礎下，亞洲價值與北京共識在對抗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本質上相同。我不敢說他們的論點有錯，但我依舊要問：亞洲價值、北京共識就是我們想要的價值觀嗎？

　一個人的自由與一群人的自由。黑格爾在剖析東方文明之後，強調東方文明（或者稱中國文明）是一個人自由的社會。深思這個論點及東方社會的現象，的確是這樣。當李光耀、北京中國共產黨強調他們社會的優越性時，這些人同時也是那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並且將這樣的意識型態強制灌輸給他們的國民。這些人強調他們社會的好，乃是根據他們的價值觀產生的結論，精準的說是以經濟成就來肯定自己價值的經濟決定論，但是否每一個人都會肯定這樣的看法呢？在專制的社會中或許會，想想我們在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時的狂熱，就知道當時的我們怎麼受專制文化所影響。然而在我們接受自由、民主洗禮之後，於今反省，我想不一定。不是經濟成就不好，而是人們一生的奮鬥，不一定都想要投入在經濟方面，也不一定想要在那樣的體制下生活。

　或許李光耀會由自己的各種傑出的自我感受，統治者節制的生活、愛民的表現、有效率的統治、經濟競賽中的成就、高所得帶來富裕社會的特徵，從而就自己與生而來的價值觀，自內而外的評估自己的成就，肯定為有效且應該是好的統治者，並由此推論他這樣的統治社會與社會成長過程是值得被肯定。這種肯定從文明與價值觀來看，就是亞洲價值，就是北京共識。然而不管李光耀或北京那一群人如何自我肯定，畢竟只是自我，不是別人。如此生命發展的路徑選擇還是李光耀等人的自我選擇，也僅是他自己有權力這樣選擇。別人不一定肯定這樣的路徑。

　更進一步說，即令別人想如他那樣的選擇，也不一定讓李光耀肯定是可以這樣選擇的。例如李光耀家族幾乎壟斷新加坡的許多政治經濟利益，假如別人想要得到這樣的利益，是否為李光耀所接受呢？我想是很有討論空間。姑且不論李顯龍的表現，新加坡最大國營控股公司淡馬錫，為何依舊由李氏家族掌握，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題目。這也顯示在李光耀的榮譽論點中，依舊以一個人的自由在建構他的亞洲價值。相類似的現象也存在北京，並因此建構北京共識。黑格爾宣稱東方專制社會的一個人的自由，在他過世那麼久，依舊被印證成立。

　台灣也有這兩種共識的對抗。泛藍軍、國民黨支持的是亞洲共識與北京共識，泛綠軍、民進黨支持的是西方價值與華盛頓共識。這也是統治階級意識、壓迫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意識、被壓迫階級對抗的痕跡。身為台灣人，實際上處在想要掌握命運與被安排之間的選擇。前者具有不確定性，後者則由統治階級所設計出來的話詞，來替自己那種被支配的命運進行辯護。

　台灣的人到底喜歡那一種共識呢？我認為是西方價值觀與華盛頓共識，即令泛藍軍的統治階級也是這樣。我們以馬英九家族的國籍分佈就知道。他們家族多以持美國國即為其努力目標，馬英九若不是要當中華民國公務人員及總統，他的國籍也將是美國。當他們要取得美國國籍時，本身就是疑似被統治階級，他們都是兩蔣政權下面的一個家族而已。然而當他們有權，或者對外顯示他們的政治偏好時，他們宣稱的是西方價值與華盛頓共識，做的是亞洲價值與北京共識。換言之，統治階級意識是他們掌權時的實際偏好。

　我們或許應該思考，在亞洲價值與北京共識中，我們能否得到我們想要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等西方價值與華盛頓共識個呢？

　選擇的自由。很多人從成就或後來的結果，來決定他們對某一件事情的想法。但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蔣經國的當政、李氏家族的掌權、中國共產黨的太子黨當權，都是從前述錯誤的邏輯產生這樣的結論。我們不否認李光耀、蔣經國的能力很強，但選擇國家領袖不是從他的能力強弱來決定，而是從他為何成為國家領袖來決定。從成就來肯定，就是一種亞洲價值。透過權力展現的威權，達到人民不由自主的肯定，甚至是被迫肯定，李光耀是這樣、中國共產黨是這樣，兩蔣政權不也是這樣？

　● 民進黨發展模式與價值觀

　很多人都在批判民進黨，但一個那麼大且重要的在野黨，竟然受到支持者與反對者兩邊無情的夾擊修理，一定有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才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是民進黨或泛綠軍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也甚至不知道如何為他們的現況進行有力的辯護。

　泛綠軍、民進黨基本上是這一個體制的受壓迫階級，用以反抗壓迫他們的論述利器並不完全用他們的苦難，而是用近代文化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等。因為近代文化是迥異於中國文化，站在亞洲價值、北京共識的對立面。所以泛綠軍、民進黨所要對抗的泛藍軍、共產黨、國民黨，乃是兩種價值觀、共識的對抗。

　● 秩序與規則

　如果仔細檢討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脈絡，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已被壓迫者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在努力奮鬥著，這是被壓迫者的聲音與行動，是民主、自由文化的發萌空間，所以要在台灣的反對運動、反對黨身上找到近代文化的價值觀是所見多有，但我想他們的見識不足、論述更差。

　有人說國民黨比較團結，民進黨派系林立。我們也認為這樣。但民進黨更應該告訴世人，民進黨的派系林立是正常的，國民黨是反常的。我們都知道：只要是人聚集的地方，就會有派系。派系林立是將人聚集的現象正常的浮現出來，反之，強調團結的國民黨卻是扭曲事實。

　各位想想，假如在一個班上，我們都出現小圈圈，並且在很多涉及自己利益選擇的問題上，例如要到哪裡去時，就出現不一樣的意見，那我們又如何否定民進黨那樣的派系競爭呢？出現雜音固然不太好，但相較於國民黨要求不能有雜音，民進黨的形式更人性化。如果我們喜歡被尊重，那麼在被尊重的體制下產生的共識，並由此出現的秩序，不是更好嗎？要別人尊重，也要同時尊重別人，但這樣的行止在我們的文化中也很少，因為我們的價值觀是偏向亞洲價值。一方面我們有強烈支配別人的特性，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被支配的特質。結合這兩者就是尊重權威及自認為權威的權威秩序觀念。這種價值觀有上有下，就是沒有平等，也學不到尊重。

　我們的秩序觀建立在兩個基礎上：厭惡競爭、協商，對自己信心不夠的受支配性格。在民主社會中，協商的成本很高，但協商是建立在尊重參與者每一個人的權力之上所出現的決策模式。協商，特別是集體協商，民主表決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例子之一，當然會出現各種合縱連橫的狀況，也會使人感到人性的齷齪面與不堪，但他總比強力外在決定好一點。尤其有很多決策模式是強者圈裡面的一些人互相利益交換，然後套用某一個偉大、道德的名詞，要非決策圈的人接受，由此可以看出，協商雖不一定好，但卻是不好中比較好的一種。

　協商，某種程度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某些事情，也就是讓我們必須負責協商決定後的成本。這讓很多人在畏懼承擔決策的壓力下，願意讓出權力讓別人代箸。然而若我們在自己當決策者的團體，例如父親在家裡，老師在課堂中，認為透過自己權力所下的決定，比不是由自己權力所下的決定好，那麼，有權力參與的協商，就有可能比由別人決定來的好。

　民進黨的問題不是派系林立，也不是派系內鬥，而是派系之間的互動欠缺公平的遊戲規則。

　民進黨要說服台灣人民的，不是有秩序多好，而是建立共識下的秩序多好。民進黨要讓人民相信的不是一起團結來奮鬥，而是透過一起奮鬥來團結。

　民進黨，或者是泛綠軍，是否應該對內肯定自己，對外講出他們行為模式的優點呢？我們雖然無法點出民進黨或泛綠軍的決策很西方價值，或者很華盛頓共識，但相較於共產黨、國民黨與泛藍軍，我們的模式更接近西方價值、華盛頓共識。舉例來說，民進黨政府（我強調的是阿扁政權在執政八年的表現）相較於國民黨政府來說，比較弱勢，但民主政府本身就不應該是強勢領導、決策，而是透過繁複的協商（交換或交易的另一種名詞）來達成決策。這樣的決策好壞或差異，可以在美牛案上得到比較。在阿扁政府也出現類似的案例，但基於民主協商的需要，阿扁不敢強力主導，僅能尊重制度。國民黨黨產案與轉型正義中的許多事情，包含陳文承案、林家血案等，都是如此。不然陳水扁也可學馬英九，強力主導司法，創造國民黨有罪的司法判例。拿這些事情與馬英九辦阿扁來比較，就可以看出哪一個時期，體制比較受尊重。

　很多人認為民進黨政府無能，但民主政府從來不以有能為最重要，而要求有民意基礎與尊重體制。

　秩序、規則，一直是很多人對民進黨詬病的地方，這其實是站在亞洲價值的角度去看西方價值，也是我們認為很重要的討論議題。

　● 公平正義

　蔡英文的競選主軸是公平正義，但民進黨一直講不出公平正義的重點在哪裡？很多人將公平正義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從而在蔡英文頭上貼紅標籤。這是錯誤的。

　公平正義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這不僅是法律的、政治的核心精神，也是道德論述的重點。西方人將政治哲學與道德結合在一起，因此他們的道德哲學，有一部份專門討論政治；他們的政治哲學則是從道德開始討論。

　民進黨做為政黨，本身就應該強道德哲學。我們以兩個角度來討論民進黨應該有的道德哲學。

　擁有權力的政府應該怎樣施用它的權力？我們或許有一千、一萬個建議，但因為政府的權力大，不管怎樣使用，都可能會使某一部份的人「無端」受益或受害，因此最佳的建議就是讓「無端」消失。

　其次，政府的功能在補足無政府狀況下的運作缺失，治安、社會秩序固然是政府的功能之一，在安養、財富均衡、經濟外部性（例如教育、文化）等財政功能也需顧及。換言之，政府的功能是協助國內每一個人民都得到相等對待，也擁有相同安全與希望的社會，而在國際競爭中，讓國家可以存在、有尊嚴發展。

　實際上，即令最資本主義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等，也強調公平正義，只是他們的公平正義又有不一定的道德哲學在支撐著。相同公平正義的問題也是歐洲許多國家、政府最關心的議題。為什麼民進黨講不清楚他們的公平正義呢？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根本是生活在亞洲價值的世界中，不知道西方價值的核心精神。

　依這樣的精神來看蔡英文的在地經濟，某種程度是由community的概念發展起來，或者可以從這樣的概念發展出來。在這個全球化、國際化的潮流中，許多非國際型企業、低知識化、低電子化、落後經濟部門的產業都會逐漸被取代、衰退，讓地方破落（那是比沒落還沒落）。在地經濟就是政府介入經濟活動，要用新知識、新技術與政府力量，來扶持弱勢地區、弱勢產業，使之能翻身，並且聯繫國際經濟，發展出一套屬於相對先進國家較落後的台灣，有一條自己的出路。這其實是nation-state政府在全球化下，追求國家及國家內各地區的公平正義。

　在政治人物的道德哲學中，我們真的要說，民進黨的道德哲學是喊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理論上，每一個人都應該基於自己生存的地方，提出對地方的愛，也由此建構他在擁有政治權力之後，要以怎樣的方式來展現他對地方的愛。權力在民主時代是和nationalism結合在一起，誰能夠講出、做出與地方、人民的感受一致，誰有擁有選票。但民進黨的公職人員除選舉之外，有在做甚麼事情嗎？如果連邱毅那種媒體寵愛的人，都可以被趙天麟一步一腳印幹掉，如果向黃義交這種很藍的人，在很藍的地方，都可以被林佳龍，一個與台中關係不很密切的綠軍政治人物，一步一腳印的打倒，那麼，民進黨其他的民意代表又對他們選區，做了多少讓人認同的工作呢？又投入多少心血呢？

　為什麼民進黨的執政能力比他們的問政能力強？因為執政必須在選區內，就民進黨的基本特性，基於台灣nationalism的精神，只要在選區內用點心，就會有很好的成績。然而民意代表問政卻可以躲在選區外，只要搶到媒體、選舉時喊喊動人的口號就能當選。

　就民進黨內部的派系運作問題，不是派系不可以運作，而是派系的權力運作，必須注意到道德問題。例如人民的利益高於國家，國家的利益高於政黨，政黨的利益高於派系，派系的利益高於個人。個人若認為這樣的權力、資源分配不對，可以抗議、退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有的集體利益都不應該用來壓迫個人的基本權力，更不應該否決道德。

　或許有人認為新潮流是民進黨內部的怎樣又怎樣，我不清楚，但我認為評價一個派系應該從道德哲學去看，不應該從權力爭奪去看。

　很多人討厭新潮流，但新潮流有一點是其他派系所沒有。他們沒有父傳子、兄傳弟的傳統，打破家族壟斷政治資源的狀況。很多人討厭新潮流，但新潮流掌握到的地方政權的確讓民進黨可以長期執政，也展現成績，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然而，我們也否定那種將個人派系利益放置在集體利益之上的作為。

　● 結論

　民進黨必須充分認知，他們的位置、理想與成長過程，使得他們是以西方價值、華盛頓共識為信仰基礎（即令他們自己並不清楚），而對抗的不是國民黨、泛藍軍，而是他們背後的亞洲價值、北京共識。

　民進黨所肩負的責任及其客觀條件，不是傳統西方的政黨，而是具有脫亞入歐、脫亞入美責任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