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嚴時期，許多學術都不能對現實進行檢驗、反省與討論，所以，很多學者、文人僅需將他們從西文或西方社會獲知的近代西方知識、學問引介進來就算了事，做到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工作就可以。但在解除戒嚴之後這種工作已經被認為太簡單了，必須深入分析，甚至必須要將西方學問與台灣這一個社會進行比對、檢驗的工作，這樣就將許多文人的學問功力及真相顯現出來。

　胡佛、龍應台、南方朔、李敖等，基本上都是跨越戒嚴的學者文人，也承受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師」到「實踐是信仰、言論的唯一標準」這樣的階段。

　假如將台灣學界在實踐理論與引介理論的衝突進行理論性的探索，我們會發現戒嚴是一個很重要的分界點。戒嚴讓學術界討論的理論可以堂而皇之的避開檢驗，特別是西方強調普遍真理、原則的理論，讓許多學者可以大言不慚的講很多大話，也同時在社會大眾對客觀環境的認知中，自動的認為他們不需要將他們所講的話印證在現實社會中。然而，在解嚴之後，整個客觀環境從不能檢驗理論到可以檢驗理論時，學者的自我定位就出現了。他可以繼續「但開風氣不為師」，也可以進入現實社會，檢驗理論。

　不少學者以往的形象依舊在，戒嚴與解嚴並不能改變他的立場，以戒嚴時代被國民黨保守派指控的四大毒草來說，楊國樞在戒嚴時代出面搞澄社、強調自由主義，但解嚴之後，他卻不介入現實社會，因此，他的自由主義到底是他至高的信仰，或是他在中國nationalism之下的信仰，其實很難驗證。

　但是，張忠棟卻站出來挺民進黨，強調台灣要獨立，組織外獨會，可以理解他的自由主義信仰已經和他對中國nationalism的信念分離，或者他從中國nationalism轉成台灣nationalism，但不管哪一種，我們都似乎可以說他的自由主義可能是排在nationalism之上或平行的信仰概念。胡佛則在2004年時，走出學術，進入現實，並且在族群平等聯盟及許信良民主學校曝光，他這樣的切入與表態，恰恰讓人看出他的自由主義與中國nationalism的排序位階。

　李鴻禧則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議題。做為學界四大毒草唯一的台灣人，戒嚴前的李鴻禧顯然被定位在民主與自由主義，而與台獨無關，因為一旦被牽進台獨，他就喪失國民黨給予的地位。然而解嚴之後，李鴻禧逐漸與強調台灣意識、台灣獨立的學術界走近，或者將他以往潛在的台灣關係曝光，這樣呈現出來的自由主義，或者反對國民黨專制保守而提倡的自由主義，李鴻禧基本上並沒有背離，尤其在李登輝─陳水扁一脈下來出現的民主、容忍與自由，遠遠超過國民黨兩蔣時代時，李鴻禧所暢言的自由主義就變成可能是超越nationalism之上的信仰。

　我們將前述分析的模式去分析戰後台灣學術界的發展，以自由主義及中國nationalism做為分析變數，我們會發現沒有人敢公然反對中國nationalism，但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說，有人敢強調，進而和國民黨對立，有人僅是沈默，但更多的人依附在國民黨利益與威脅的機制之下。

　因此，學術界的「四大毒草」僅是在中國nationalism機制下討論自由主義，所產生的人物，無從推論出他們的自由主義有著高於中國nationalism更高的位階，而這種人類信仰的信念與所屬種族之間的nationalism排序位階，可以用來檢驗一個人對西方文化或近代人類文明信仰的堅持程度。

　我這樣的說法雖然對「四大毒草」有苛責之嫌，但他們尚且是在自由主義角度下有足以討論的條件，學界中有更多人連自由主義的邊都沾不上。

　與自由主義有關的近代文明，這些都以不同形式被學術界引入台灣的學府在討論、研究，他的內容及講述者對該內容所採取的態度，在學術界有出現各種評價，我們以有風範的學者風格來說，他們都會宣稱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憧憬與仰慕，也強調他的堅持，而這樣宣稱在戒嚴時代，廣義來說，都受到學術界知識份子的尊敬或一時的尊敬，而且除非有深入瞭解，否則也很難清楚知道這一些學者在課堂上所講的話與他們實際生活是否互相一致。這一群人很多就是戒嚴時代台灣學術界各方面的領導者及言論界、文化界的領袖。

　解嚴讓原本的學術界秩序受到衝擊，一方面是西方知識大量的引入，一方面則是社會開放的風氣讓許多理論在現實中被人討論及驗證。前者挑戰以往學界權威所講述、強調的近代文明信念，到底是學理堅持，還是鳥籠式的信仰，例如是在三民主義容忍下的近代理論。後者則對學界領袖在學界講的話，被要求與現實進行對話、檢驗與批判。

　在這樣的風氣中，以李登輝掌權做為觀察期，那麼，順從或反對國民黨統治機制，都在這兩方面受到學術界的挑戰。就反國民黨來說，由於李登輝＝國民黨的政治圖騰被強烈標示，所以，反李登輝也很容易被歸類為引領學界、挑戰學術界大老的前衛知識份子、學者。新黨學者就是這樣的角色。當然原本力挺民進黨、強調自由主義的人，也屬於反國民黨的學者，例如黃爾璇、傅正等，然而，這一些學術界的爭執有些僅僅是論點差異，尚且沒有達到信仰、理念堅持所造成的分裂。

　整個學界的變化在解嚴之後，其實已經走上「崩解」，「崩解」原本學術界的學者典範及這一些學者典範所建構的學術意涵，他指出：經由西方學術所建構的意識型態堅持，諸如民主、自由、平等這一些概念，到底在現實是甚麼？實踐者的風範又是甚麼呢？這兩個圖像在解嚴後將會逐漸和解嚴前的圖像不同，而且這樣的不同也會「漸行漸遠」。

（本文與在美國發行的 同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