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哲男有沒有問題？並不是我發表文章的重點，我的重點是認定陳哲男有罪的方式。

　面對白色恐怖，重點不是有沒有犯罪，而是那種羅織罪名的方式非常任意，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認定你有罪。以陳哲男事件而言，他幾年前很輕鬆的照片，照片中的一個人犯法，竟成為他今日被認定有罪的證據，這才是我覺得恐懼的地方。

　在接觸許多長輩講白色恐怖的歲月時，就常聽到只因為對一個點頭之交的朋友打招呼，而那一個朋友被懷疑是匪諜，那麼，打那一個招呼的人就被認定是共產黨，要抓去審訊。許多台灣人在以往數十年，就是在這種苟延殘喘的方式下生活過來，想不到現在在民主台灣，我們竟然還陷入這樣的恐懼，這才是值得討論。

　也許有人將這一個事件集中在陳哲男的特殊身份，而認定他發生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錯了，當共產黨在清算敵人的時候，不就是逐漸擴大打擊面，而且那一種機制裡面的人，必須以咬出人來爭取成績，因此，他們就隨時要找人出來祭旗。

　當你覺得他這一次打擊的對象不是你時，你也許會覺得慶幸，甚至努力成為幫凶，去幫他打擊他現在要打擊的對象，然而，當有一天這樣的懲罰落入你的身上，那時，就沒有人會出面幫你講話。毛澤東在玩三反五反的時候，不就是一步步打擊他想要打擊的人嗎？一步步擴大打擊面，最後還喊出「陽謀」這樣的話嗎？

　追查陳哲男有罪的證據，這樣的方式在很多國家是不構成證據，因為取得的方式問題。這是程序正義的原則。取得證據的方式不正當，即令這一個證據有說服力，也不能當作證據。因為在法庭這種神聖的地方，所有的東西都要誠實，如果檢察官可以用不法、不正當的方式取得證據，那法庭又接受的話，則法庭有何資格要求被告、證人一定要誠實呢？在這樣的條件下，若被告被判，這樣的有罪也不具有說服力，這樣的犯人不能從宗教、道德與信仰上被他誠心的認為有罪。

　這就是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如果台灣的法庭連這種基本的程序正義都可以不顧。那麼，你就會發現以後會有更多離譜的現象出現。我們看許多德國人在回憶希特勒時代的許多現象變化，不就是因為縱容納粹忽視程序正義，導致最後整個國家報銷嗎？

　各位如果深析希特勒的「納粹壓迫」，你就會發現納粹的恐怖不是對有罪的人追查，而是用整個社會的恐懼方式去統治這一個國家。過去，非常光碟，不就是透過泛藍軍的影響力，把盧統隆的非常光碟打成非法品，導致全台人心惶惶嗎？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罪，並不是由客觀的標準去認定，而是由主觀的想法去定罪，主觀定罪之後，然後找證據，而對證據的認定，則是由自由心證的方式一步步的緊縮。許多恐怖統治不就是這樣在玩的嗎？

　各位如果再比較最近林文淵事件，他們不就先認定林文淵要下台，然後一步步的羅織罪名，一步步的引導人民認為林文淵有錯，最後，林文淵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腳的行為，在民進黨的高道德標準與泛藍軍的人民觀感下下台。如果用這樣的手法，請問政壇上，誰沒有錯？

　第一個要問的，就是泛藍軍的共主馬英九，你的富邦魚翅，以及你將北市銀廉價賣給富邦，這樣一氣呵成，他的罪名絕對比陳哲男重。同理，連、宋都逃不出這樣的譴責。即使在泛綠軍，吳乃仁的妻弟發生被他們宣稱「用做上市公司人頭」事情，若依前述標準，吳乃仁早就要下台，而不是僅僅吳夫人出面澄清就了事，因為其他人再怎麼澄清，最後都下台。

　至於政權更替之際，擔任國安會副秘書長的邱義仁，難道不需要為一連串的情治單位人員叛逃、洩密負責嗎？如果我再一一舉例，一定有人會說我在羅織罪名，對，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因為近幾年來，許多泛綠軍的官員會下台，都和泛藍軍、媒體以亂槍打鳥及民進黨的無限高道德標準下，一一下台。這種以高道德、無程序正義的方式找罪名，最後一定是大家都有罪。林文淵僅是最近的案例，陳哲男目前的狀況不也是這樣嗎？

　現在，陳哲男逐漸陷入司法有罪的狀況，很多人也一一沈默，我覺得不對。我們替陳哲男事件辯護，不是事件本身如何，而是事件在找證據、定罪名的方式不對。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阻止欲加之罪，而非辯護陳哲男有沒有罪。

　我們這樣的深究，最後可能在程序正義之下，推演出陳哲男無罪的答案，如此會不會「縱容」陳哲男呢？這不用顧慮。因為我們的標準不是替陳哲男量身訂製，而是替所有人量身訂制，正義，不會因人而變，同時，他也不會因為你苛待自我，嚴以律己，而更彰顯正義。因為這樣做，僅證明你對自己人沒有正義。

　我認為政治人物要有高於法律的道德標準，但不是只有你這一邊的人要高道德標準，你的對手也應該要這樣，至少標準不能差太多。同時，這樣的要求標準因為比較高，要證明他們有罪或不適宜，尋找證據的過程更需要重視程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