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強調戒嚴與解嚴差異，然後拒絕將現在與戒嚴、兩蔣時代做比較，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就是：兩蔣是在台中國人掌權時代，解嚴之後是台灣人民掌權時代，特別是台灣本地人掌權時代。

　如果分析事情，不以兩蔣時代做比較，僅僅就解嚴之後來說，那麼，在台中國人以往囂張的惡行都可以削減過半而不被追究，甚至連現在的缺失都可以歸罪歷史因素，得到他的好處，不用承受他的苛責。

　其次，比較的東西既然都是解嚴之後，則任何揭弊、甚至嚴厲苛責台灣現象，然後將過錯歸罪給政府，以之稱為現在政府或台灣人不會當政，都是可以被人接受。因為沒有比較對象，現在的「好」、「壞」純因為「好」與「壞」都是形容詞，而讓評論人與閱讀者有很大的想像空間。此時，在一個懷有惡意的批評者眼中，台灣目前的一切都將會很慘，而他所設定的「好」，也可以上限到一般人都不易達到的條件。

　我們看到現在的媒體批評不就是這樣嗎？前幾天，他將林文淵的收入和喜憨兒的收入做比較，好像林文淵很過份，甚至追究到林文淵不可以分紅。但他就是不說以往國民黨籍的中鋼董事長到底有沒有分紅？媒體說陳哲男怎樣又怎樣，我可以清楚的說，類似這樣的現象在兩蔣時代是很多、很多。甚至解嚴之後也很多，只要大家仔細比較，就會發現那種事情在兩蔣時代，簡直是家常便事。

　如果有人看「香蕉王國興亡史」（香蕉大王吳振瑞的回憶錄），就清楚吳振瑞點出因為香蕉包裝不用紙箱，影響到李國鼎兄弟的利益，才會出現後來被清算的結局。而李國鼎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尚稱清官，這種不太乾淨的事情還不止一件，他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說。如果我們用心於這樣的比較，我們可以說現在的政府比之兩蔣，簡直乾淨的太多太多，但就是不能或不會比較，這讓我們一直陷入被媒體羞辱的深淵中。

　類似這種道德標準無限提升，要求人們做遠遠高於以往標準的風格，正是台灣媒體的行文風範，他們稱之為「比好不比爛」。他們真的這樣嗎？

　舉例來說，假如陳致中要選民進黨的中央委員，我想媒體一定猛批，所謂「權位私相收受」、「裙帶關係」、「父子傳承」等等不堪入目的評語一定傾巢而出，但你注意看，連勝文競選中國國民黨的黨代表、中委、乃至中常委，卻沒有聲音。甚至有人擁連勝文選高雄市長，媒體也沒有嚴厲批判。我要說的，媒體設定各種特定標準來保護他們要保護的對象，而這樣的標準又任意設定，標準不一。

　這樣的現況長久下去，台灣人必然自卑，也對他現在的成就一點信心都沒有。其實，如果我們將現況放在現實中，我們就會發現台灣其實是越來越好。

　舉例來說，陳哲男目前遇到的問題也僅是介紹行為，他並不是高捷的當事公務人員，到目前也僅止於和相關人員有聯絡、出現在相同時空，他就辭國策顧問。如果深悉國民黨文化的人就會覺得陳水扁小題大作，甚至被認為「沒有見過場面」。

　各位去比較台北的捷運興建過程及經費，高雄的事情算得了甚麼？不就有一個台北捷運興建時，負責督導的賴姓高級公務人員，人家一說台北捷運有弊端，他馬上辭職，然後跑到外國嗎？這種事情一掀開，我想其中絕對臭不可聞，迥非高雄捷運可望其項背。這尚且是解嚴之後的中國國民黨事情，解嚴之前，民國四、五十年，蔣經國他舅舅拿買飛機的錢，跑到美國，也沒有被追究責任。

　人家菩薩是「聞聲救苦」，我們是「聞聲殺己」，還以為自己很爛。這一切就是因為我們被限制比較對象，又對自己沒有信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