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問，「將評論的事情放入思考、資訊的架構中很重要，但決定架構、比較的基準也很重要。所以，我們的論點不一定能成立。」這一點有道理。但我必須提醒，這一句話若出自泛藍軍口中，特別是在台中國人及中國人口中，下面連接詞後面的話就不用聽了，因為他們習慣在一個有道理的論述之後，加一些與前面論述精神不一致，甚至是扭曲前面論述的說法。

　比較是相近或相同的標準去比較，是以越接近現在的狀況去比較，是以對方的立場也納入去比較，這是我的想法。然而，這樣的論述就會出現下面的答案：「我們不可以用戒嚴時代的標準和現在做比較，因此，兩蔣的案例不應該拿來和現在比，這樣對那時不公平，也會被人批評。」

　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戒嚴與解嚴是法律名詞，他還要看整個社會有沒有產生結構性的調整，否則法律的問題歸法律，非法律的問題就應該用非法律的方式處理。戒嚴與解嚴僅能在法律上做比較，除法律之外，其他問題需要再比較、調整。

　台灣是解嚴了，但兩蔣所享有的特權並沒有改變，請問要比較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難道可以因為解嚴而標準不一？不然兩蔣移靈為何還是政府出錢，兩蔣住的地方視為禁地，蔣宋美齡在美國時，廚師還是台灣派過去，其中並沒有法律依據，請問這和解不解嚴有關係嗎？

　同樣，中國國民黨及其周遭的勢力，在戒嚴時期的橫行霸道，解嚴之後是有調整，但整個架構還是沒有變。你看馬英九在出售國發院的方式，馬主席將土地賣給馬市長，交易過程中的人，很多人都認為那樣的價碼不合理，但評論者認為買者期待政黨輪替之後的利益，這和以往中國國民黨「黨庫通國庫」的方式不一樣嗎？而人們會用戒嚴時代的想法去處理解嚴十餘年之後的事情，社會架構的調整甚小，可見一斑。

　因此，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以一句「解嚴」或「時代不一樣」，就放縱以往的過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