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路線越走越偏向統派，越走越往親中路線靠攏。因為他們的思考方式錯誤，同時他們設計的公職人員產生的方式也是錯誤的。

　民進黨在陳水扁總統逐漸掌握大權之後，他們對選舉的邏輯是：往中間靠攏。這根本背離之前早期民進黨的選舉思考方式。早期民進黨強調宣揚台灣獨立的理念，他是要選民跟著他們走，也就是往台灣獨立的方向移動。這樣的走法對選票的增加會很困難，但整個國家方向會往台灣獨立的方向移動。

　陳水扁總統在競選台北市長時，更改這樣的方式，改由「他」代表的民進黨勢力往整個民意結構的中間方向移動。但因為當時（即令現在也存有這樣的現象）的民意結構是由國民黨黨國體制所建立起來，陳水扁的方式僅在那樣的方式加上中產階級的形象，使得原本腐敗的黨國氣味敵不過他所象徵的中產階級革命的特色。

　簡言之，199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他是台北市的中產階級革命成功，與本土意識關係不大，也與民進黨關係不大。我們可以從當時陳水扁的競選口號、旗幟與策略瞭解，那不是傳統的民進黨選戰打法，也不是本土意識打法。

　2000年的大選，陳水扁的選票揉合了本土選票、中產階級選票及反國民黨、反腐化的選票。他是馬英九以黨國、省籍路線勝利後，本土人士、意識覺醒的一次大團結，他是陳水扁中產階級革命的再反撲，也是反腐化、貪污勢力的覺醒，所謂的清流共治。

　然而，掌握大權的陳水扁政府，他相信的是順從民意，而非導引民意。他相信民調，但他忽略他所設民調定的母體是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國民，這一群人的想法有很多都還停留在大中國的想法中。因此，他民調出來的結果當然會偏向黨國思維所設定的答案，這種民調方式頗符合陳水扁總統的現代化統治技巧，卻也成為民意主導政治的統治模式，而這一個民意卻是偏統派的。

　民進黨的公職人員選舉也呈現類似的答案，因為他提名公職人員的方式是要先進行黨內初選，然後還有相當比例是民調結果。前者或許會由台灣意識較強的人所影響，但在人頭黨員充斥的現況下，所謂台灣意識黨員到底多少，頗令人懷疑。而在民調方面又出現類似前述陳水扁民調答案，是向偏統派選民尋求支持。累積這兩個效應，我們實在對民進黨的公職人員的台灣意識，不敢抱太大希望。

　陳水扁總統所組成的政府，當然比泛藍軍的政府有台灣意識，但若因此推論他是台灣政權，應該是過度推論。陳水扁總統的統治方式固然有助於政治統治現代化，但就一個時代轉換期間的政權，陳水扁總統的處理方式，乃是將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政權以一種平常式的政權移轉在處理。許多人從2000年一直失望到現在，歸根究底，就是對陳水扁總統將革命政權玩成平常政權的失望。

　如果按照前述的論點發展，民進黨的發展將逐漸偏離本土路線，而與統派越走越近，這樣的方式也許會以不同的方式包裝，但逐漸偏離這一塊土地的感情，應該不會有所變化。以陳水扁總統為首的現代統治論者當然會強調他們統治方式的優越性，也會反駁所謂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盲動及不知現況。但我們要問，如果陳水扁總統在意的是歷史地位，那麼，決定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是現在的民意，而是歷史發展的大方向。我們當然不敢講台獨基本教義派代表歷史發展主流，但順從民意，無法替國民指出一個國家應該要的發展方向，那樣的領導者，他的歷史地位也不會高。

　今後，也許我們會看到許多所謂代表新的、具有現代統治意識的新民進黨人士提出許多新的論述，但不用懷疑，近代文明及近代史學的綿密記錄，最後會一一寫出政客與政治家的原形，而他們那些偉大的論述，最後的意義是甚麼，將無所遁形於歷史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