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李敖曾經感嘆雷震將具宣揚文化、理念活動的「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的組黨運動結合在一起，使好不容易興起的文化根苗夭折。這和蔡元培反對將五四運動最後和政治結合在一起一樣，都希望文化的歸文化，政治的歸政治。然而，我們用相同的觀點來檢視美麗島事件，這彷彿替我們提供另一種視野。

　許多本身原來是文化人或社會運動人，例如呂秀蓮、王拓等，最後都參與美麗島事件，成為該政治事件的當事人，回憶他們會介入政治運動，許多人的講法是：在他們長久的參與文化與社會運動後，他們發現他們無法突破成長的原因來自政治，只有將政治解決，其他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因此，《美麗島雜誌》之所以會有那麼多人參與，幾乎囊括當時左派、右派，獨派、統派的各路反國民黨人馬，乃是他們發現解決他們自己碰到的問題，必須經由政治，而不是他們本來就喜歡政治。

　同理，若要解決當今中國各項社會、文化運動的問題，最後的癥結點，我想依舊是政治。企圖與政治劃清界限，甚至介入參與共產黨，以求得經由政治來捍衛文化或社會運動，可能緣木求魚。毛澤東算是頗有才氣的政治人物，也是共產黨中最有權力的人，然而，當他面臨政治與其他利益衝突時，他毫不猶疑的站在政治利益那一邊。

　即以文化為名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最後被人認定的，依舊是以政治利益為考量的活動，而不是文化活動。以胡耀邦對文化及自由運動的支持，這已經是中國近代政治人物中，掌權者對文化、社會運動展現最大的誠意，而他在共產黨的地位也是那麼高，最後都不免被鬥爭下台，那麼，以後會不會再有那樣的機會，殊難預料。中國遇到的問題，並不是要求共產黨妥協就有辦法解決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比之國民黨，更加封建、保守且反文化，國民黨尚且不能容忍文化活動逸出他控制的範圍，在國民黨控制下，曾經吃重大虧的李敖，你相信能那麼輕易從共產黨手中得到文化活動的自由嗎？

　李敖反國民黨，強調的是自由與民主。李敖的擁抱共產黨，卻是愛國主義。然而，「自由、民主」與「愛國主義」有相當多的地方是會相互牴觸的。實際上在海峽兩岸的對比上，兩者真的牴觸了。李敖所愛的，他是一個比他所反的更不自由、民主的政權，號稱追慕五四的李敖，以背叛五四的方式擁抱五四。李敖現在擁抱的中國共產黨，他真的擁抱到愛國主義了嗎？時間會告訴他，不是。今天國民黨權貴那種集體拿綠卡的現象，也會出現在共產黨身上。而就他擁抱的中國實體，則在專制文化的內在剝削與壓制之下，以及國際的競爭中，逐漸變成更加落後的國家，更不用說民主、自由的更不如人了。

　我們無從推論自由、民主是中國人救中國的唯一途徑，但我們卻可以很明確的看到海峽兩岸的中國政權，以其極為相似的特性在互相模仿。假如你卑視國民黨的作為，那也將看不起共產黨的嘴臉。如果國民黨的路是錯誤的，那共產黨的途徑就很難是正確的。李敖的擁抱共產黨，就如同他以往抨擊的那些國民黨的幫凶一樣，讓國民黨更有理由壓迫人民，讓台灣的發展更崎嶇難行。今天的李敖也是讓中國及中國人民往錯誤的方向移動。

　李敖的頻頻錯誤，應該是文化的問題。近代中國不是付出相當高的代價在追尋現代國家嗎？但每一次付出重大代價的結果，都是以更錯誤的選擇為結論。以國民黨取代較不專制的北洋軍，以更專制的共產黨取代相對較不專制的國民黨。他這樣的拋棄過程，毋寧都是以希望更強的國家出現，卻以一種更獨裁的體制取代。這樣的謬誤選擇，知識份子要負擔特別重的責任。因為他們有知識與能力去鑑別哪一個政權比較合理，但他們卻一一放棄這樣的權力。一個知識份子被欺騙，我們很難說不可能。但一群知識份子、一個世代的知識份子被欺騙，那避然是文化的問題，而非個別的問題。

　李敖說台灣的清華大學，校長是真的，學校是假的；真的，是因為校長是梅貽期，學校是假的，因為他在台灣。這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校長是跟隨學校才有意義，只有「學校是真的，校長是假的」現象，沒有「校長是真的，學校是假的」。若學校不可以移動，則中國現在的北大與清大都是假的，因為共產黨掌權之後，已經將那些學校的校址移動了。因此，按李敖的邏輯，中國現在的清大與北大，學校是假的，校長也是假的。

　這反應李敖的困擾，只有中國是真理，其他的都不是。這種思考方法是一種權威信仰的變形，放置在中國文化裡面，我們隨處可見，但這樣的思考方式恰恰是近代文明要打倒的對象，也是阻礙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難想像這樣的思考方式的文人，怎麼會曾是引領一代台灣知識份子的領航人之一呢？我想也許我們的思考也是那一種思考的變形，李敖是「唯中國為真」，我們是「唯權威唯真」。而李敖會是權威，不也是反國民黨及他那誇張的論點讓我們心儀嗎？「反國民黨」是在馴服、壓迫下的反射動作，而他誇張的言論不就是被壓迫者想要的補償效應嗎？而這兩者都是專制文化下的副產品。也是權威信仰文化常見的現象。

　一生強調反中國文化的李敖，最終回到他文化與生命的母體。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我們，反省以往，我們實在必須說，中國文化已經深入我們的生命，若不用心檢討，他的缺失是很難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