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場爭議中，一直強調要強硬鬥爭的李敖，李敖的文章及言論，在當時相當具有吸引力，甚至是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判斷事情的依據，「崇拜李敖」是一種現象，不只是個人行為。

　我的「崇拜李敖」不是特殊現象，這種現象曾經風靡五十年代誕生的、熱愛民主、有理想的知識份子那一票人，而我僅是那樣風潮的末端人士罷了。李敖代表雙層意義，一是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那種勇敢堅毅的精神；另一個是李敖所宣稱民主、自由主義份子所流露出來的信念與真誠。在以往國民黨戒嚴時代，這雙層意義是合而為一，後者是理念，前者則是後者的實踐。

　這種崇拜某種程度是將某種理念由某一個人的行為去投射出來，甚至他的行為就被認為是那樣理念的具體表現。這是錯誤的，他等於將一種理想附著於某一個人的行為，假如我們信仰那樣的理念，那等於替自己在創造一個「人間神」，而讓這一個「人間神」左右我們的生命。問題是我們的生命難道就是那麼不具有自主性嗎？難道一個「人間神」可以那麼輕易出現嗎？

　我們可不可以輕易接受一個不曾仔細檢驗過的命題嗎？「李敖是自由主義者」是李敖自己所說的，而我們的認定是從他抗拒專制、獨裁的國民黨，以一種國民黨的對立面來想像他所說的論點是成立的。但站在國民黨對立面的就是自由主義嗎？共產黨就不是。我們也不能從對某一個現象的對立面就去推論他是什麼，也就是說「否定」不能輕易得到「肯定」的答案。就像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不能推論出他一定就是法西斯主義者一般。他可能是保守主義，也可能是無政府主義。因此，「李敖是自由主義者」從哲學上來看是一個尚待驗證的命題，從我們的行為來說，那僅是一種「想當然爾」的反應，都是一個不切實際、學術訓練不夠嚴謹的反應。

　「李敖是大師」這句話也需要檢定。他是什麼樣的大師？只有確定這樣的「大師」範圍，這一個命題才有討論意義。以歷史大師來說，我曾經看過他寫的一篇解讀國民黨一張北伐的照片，他一步步解析國民黨對該照片的弄假過程，實在精彩極了。但後來我發現那種現象並不是他解析出來，在中國，早就有人寫出來了，也提出相關證據，李敖只是就以清楚的答案，拿自己手中的資料，再依樣解讀而已。

　我們沒有李敖的歷史功力，但李敖的手法卻不一定能見容於學術界，也因此他的「歷史大師」是有待商榷的。有一年中央研究院在推舉新年度的院士，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毛漢光也是被推薦的人選之一，但反對他的人提出他早年一些論文的註釋，並沒有清楚寫出出自哪裡，因此不夠格當院士。其實這樣的指責是不太公允，因為他那一些註釋都是引用中國或更早在中國，但現在卻屬於淪陷區的學者論著。在他寫那樣的論文時，寫作需要上，他必須引用，但政治環境卻不允許他這樣做，不過，這一個問題一旦被提出來，就是重大的學術瑕疵，無可否定或請求別人寬容，他也因此被刷下來。

　以毛漢光的案例來看李敖，李敖寫那樣的文章，已經是即將解嚴的時候，許多大陸書籍已經在學界或明或暗的流通，直接點出資訊來中國，並不會出現明顯的危險，特別是像他那樣的政治爭議人物，手中有中國書籍的資訊，是很容易聯想的事情。結果他卻沒有寫出他這樣的資訊是來自別人的努力，實在不是學人應有的風格，更不配當所謂的大師。

　李敖的大師命題既然破滅，他的文星也被批判，那甚麼是李敖崛起的因素呢？我想是才華與勇敢是他成功的原因，這決不是一個人會成功的主要原因，特別是一個正常社會。但李敖的確成功，我想那是時勢的結果。

　讓豎子成名，可以說時勢讓天下無人，但豎子成名那麼久，我想這一群人的讀書、明辨是非、心靈獨立的能力，實在有待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