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李敖的表演，我並沒有心痛，因為「心痛」時刻已經在數年前結束了，會讓我再花時間談李敖，應該釋回問自己：「崇拜偶像」所得到的傷痛，到底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真的需要以人看人。我並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因此許多人強調的勇敢、決心及激進，在我身上是很少有這樣的影子的。每一次看到許多人慷慨激昂的強調理念，並且付諸行動，我都很佩服他們，並且也為他們的熱誠、勇毅感到自己的膽小與無能。現在看到以往認為很勇敢、頭腦很清楚、也強烈強調他很自由主義的李敖，到中國所做的表演，我在想，「激進」是什麼意義呢？

　二十年前，當康寧祥要與國民黨妥協，以換取訪美條件時，我會支持李敖及新潮流的批康運動，一方面是受到李敖的文采所影響到的決策，另一方面則是認為要戰鬥、要勝利。「激進」，美麗島事件不是很激進嗎？但他失敗了。要不是美麗島大審，跑出一堆中產階級代表的律師，勇敢的出面辯護，我想台灣的民主運動將會延緩數十年的發展。因此，「激進」不僅是個人的想法，也涉及一個運動的發展，並不是「我想」、「我要」就可以輕易的得到好的答案。我不敢說康寧祥等人的妥協就是正確，但李敖從理想發展出來，要戰鬥的精神，全然不顧及環境發展的言論，應該要被批判。

　回溯自己及自己周遭友朋的成長過程，我們的同質性很高，許多人的行為所要求的，也不是這一個成長母體的極端發展，例如太強、太堅持等，都不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經常遇到的現象，自己不是，自己的友朋這樣，也不能得到我們的認同。既然如此，那我們現在要求的激進、理想，又是什麼呢？會不會偏離母體的常態發展？我想這應該是我們要想的問題。

　然而，這樣的思維若是遇到「愚民教育」下的大眾反應，需要妥協嗎？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我經常遇到一個問題，許多生活細節，例如拜拜、祭拜公媽等，由於時代變化，很多舊制必須更改，結果我們面對這樣的改革，要請問的對象，經常是一些耆老。但是，耆老的論點正確嗎？其實很有問題。

　拜祖先時，要不要「燒金紙」、「燒香」等就遇到很多不一樣的論點，即令長輩也是眾說紛紜，最後終結的結論，卻很可能是某一位長輩所說的，這一位長輩所受到的教育可能遠比我們低，但僅僅因為他比我們年長，所以我們就聽他的，那麼，我們的教育，包含獨立思考與分析事情的能力，又代表什麼呢？難道教育歸教育，最後還是要回歸權威與習慣嗎？這樣的狀況也出現在我們對小孩子生病要怎麼處理的問題，許多人強調某人說某種偏方很好，某位中醫師的把脈怎樣，但我們仔細想想，這種「某人說」的處事風格，不也某種程度背離我們的教育訓練嗎？

　這樣的主題實際上也經常出現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而且情況更嚴重。許多人在國民黨的愚民教育下，經常說「某人講」，並由此來決定他要怎麼做。那麼，那個「某人講」不也是代表他的腦袋取代我們腦袋的問題嗎？陷入於這樣思考依賴性下的我們，不也是應該要深刻反省。而這樣的反省，馬上會出現妥協或堅持理想的爭議。

　如果我們以眾人的反應取其協調，做為我們的決定，則只要思考母體是偏誤的，我們的決定就會是偏誤的。如果我們堅持自己思考的結論，那麼，我們的想法就偏向數學邏輯，其間僅有是非的黑白對立，沒有妥協的灰色地帶。也許統計思考的妥協，有著讓人較好的發展空間，但邏輯思考的處事風格，又讓我們有著理想與理性的驕傲。

　將這樣的爭議放置在這二十年的政治公案中，我想用更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這一場爭議。在這一場爭議之前，美麗島事件以前就出現民主路線要妥協或激進的爭議，代表妥協路線的康寧祥，以台灣政論為喉舌，代表激進路線則以黃信介為首，他的機關報是《美麗島雜誌》。歷史證明激進派被國民黨修理，發生美麗島事件，導致台灣民主政治運動倒退。這樣的爭議隨著美麗島受難家屬及大審辯護律師紛紛當選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之後，民主運動得到再生機會，而這樣的再生，在訪美事件時，又產生激進與妥協的爭議，我們相信康寧祥當時的放水有其必要性，然而，激進派卻在這場爭議中，以其道德清高的訴求，逐漸取得主導性。

　這一股激進力量讓國民黨在歷次的對抗中，都顯現相當程度的自制與不敢強力鎮壓，只要「不敢強力鎮壓」，激進派的路線就不能說錯。然而，妥協的康寧祥得到他要的東西，卻被民主民意主流鬥倒，不妥協的激進派也在妥協者和國民黨交易下，讓國民黨有面子，而讓國民黨沒有動手壓制。隨著時間，民意的導向越走向激越，康寧祥那一套政壇遊戲規則就逐漸退場。

　這種激進與妥協的對抗，隨著康寧祥系統的沒落，原本在美麗島家屬所辦的雜誌中，任職的編輯人員，逐漸發展成新潮流系統，也就是激進、街頭路線。而美麗島受難家屬在後來取代康寧祥系統，成為黨外路線的妥協派。這一股勢力也發展成公職人員系統。這樣的對立在黨外雜誌編聯會的成立、民進黨成立、台獨黨綱等，都造成民主運動中，妥協與對抗的強硬對立。然而，鬥爭中的強硬路線者也在李登輝的擴大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透過選舉將街頭路線收編在體制內鬥爭，而產生政治強力鬥爭的收縮效應。楊碧川所說：說民進黨是台獨主義者，這真是天大的誤會。他為這場強硬派的退縮，做了目前為止，最好的註解。

　過往的台灣歷史證明，激進不是必然的常態，妥協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激進與妥協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因應時空的調整。然而，這樣的想法較偏向統計方式的思考，而不是從理想推展出來的邏輯必然性，然後堅持下去。

　很多人在說服別人時，特別是激進派，經常會強調理性與道德的純潔性，然而，我們能夠確定他所謂的「理性及道德的純潔性」，並不是建立在度量客觀形勢後，屬於統計觀察後的結果，然後擬定出來的特定條件下的「理性及道德純潔性」嗎？在我們設定的鮮少資訊，或者社會經驗與參與知識不足的人，要怎樣面對這種詭譎多變的社會現象呢？我想，「理之所在，義之所在」吧？

　在不影響大原則上，以損失最小的方式，進行必要的談判。康寧祥等的妥協有其必要。一方面是民主力量尚未達到對決的局面，一方面也是那樣的妥協對國民黨是贏得面子，對康寧祥等的損失卻是有限。在大原則不變之下，康寧祥等並沒有失節，卻又贏得必要的利益，這就是對的，至少沒有錯誤。康寧祥等的勢力最後會在政壇沒落，不應歸結原因在妥協，而是政壇變化，黃煌雄之不敵方素敏，張德銘贏不了許國泰，實在是對手有其不易打敗的條件，其實也指出，他們的理性在當時無法贏得另一股勢力的認同。但選舉的結果不能作為是非的判準。他們沒落了，但他們沒有錯。

　我不方便批判李敖的激進，我只想說李敖現在的反應與他以往宣稱的「激進」，有著很大的差別，他可以不去中國而妥協，卻以主動去中國，這樣的作法可以說自取其辱。這應該和激進與不激進無關，而是人格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