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與在美國發行的 同步刊出）

　像我這樣經常說台灣人很傑出，就常被人追問：如果像我所說，台灣人很傑出，但各位想想，為何目前在台灣很傑出的人物，外省人的比例也很高，甚至高過他的人口比例，那怎麼說台灣人很傑出呢？

　有關這樣的問題，其實我也曾深思很久，英雄，應該是要有事蹟，沒有英雄的事蹟，怎麼可以說在沒有事蹟之下，就自賣自誇說自己是偉大的民族。但後來我發現，許多被奴役、壓迫的民族，他的偉大人物都比較少，但是一旦他翻身，他的成就經常不凡。不能說兩個階段的人民，他的智商有差異，僅能說不同的客觀條件，會造就不一樣人民的表現機會。

　今天，很多人都說外省人比較傑出，因為他在台灣的社會上，冒出來的人數比例比本省人高。但是，我曾經問一位受日本教育的人，他說了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話。

　民國36、37年，如果大家要考大學，接受日本教育的我們當然考不過他們。但是，各位想想，民國26年到34年這一段歲月，台灣的學生是接受相對較完整的教育，台灣也僅是最後一年才有被空襲的經驗，之前那幾年都沒有。那麼，誰接受的教育完整呢？誰接受的訓練嚴格呢？結果因為用中文考，又加上一大堆的特殊條件加分，我們考不上大學，但他們考得上大學，請問這公平嗎？如果先進國家之所以是先進，就是人民水準好，教育程度高，那麼，接受過日本這樣先進國家教育的人民，我們的水準怎麼會比中國這樣後進國家的國民水準低呢？更何況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他們是不完整的。

　這一段話讓我沈思很久。假如民國34年，不是日本打敗，而是兩國和平談判。那一些到台灣的中國人若要在台灣接受教育，他就要考日文，接受日是的要求與考察，這樣誰能接受大學或高等教育就很清楚。

　這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其他方面，從表現能力的工具及制度，一個較偏向外省人的文化、社會及媒體制度之中，被壓迫者想要展現他的能力，就必須以壓迫者的方式展現，這意味將有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社會菁英會被犧牲。而若這樣的制度對血統、出身有持續歧視時，這樣的被犧牲的一代，他的下一代也將繼續被歧視。經過數十年的調整與磨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殖民及被殖民者兩者的差距逐漸改變，特別是在和平、民主改革之後，原本的剛性、強硬的歧視逐漸消失，但是，以往歧視制度所累積的不公平卻以軟性的方式繼續呈現，也讓原本的不公平不因民主的來臨而改變。

　前幾天，一個僅懂台語的長輩要寫一封信給他的兒子，因為她不會寫漢字，叫我幫她寫。我用電腦幫她打字，我按照她所講的話，以口語的方式幫她打完字之後，也列印給她。今天有機會又將該文章調出來看，我讀了之後，心中有著無限的感動。裡面的每一句都是母親對兒子的殷殷教誨，含有她無限母愛。這樣的文章只需將一些文字在口語化，那就是一篇頂級的經典文學之作。

　我從來不知道用台語寫文章，可以表達出那麼濃烈的感情，但這一篇文章的確是這樣。有人說李密的陳情表寫的多好，看完之後如果不哭，就是不孝。但我打的那一篇母親對兒子講的話，絕不會讓你感到要哭，但一定會讓你覺得母親真的很偉大。那位長者並沒有接受多高的教育，她講的話也沒有豐富的詞藻，僅是一些我們日常上對兒女的期盼與勸誡而已。假如有台文，假如我們不需要學那麼多的中國古文，也許我們可以產生許多偉大的文學家。

　我曾經看過吳新榮的亡妻記，那也含有濃烈的夫婦之情，但有多少人知道呢？他的文章並沒有被選入學校的課本中。看他的文章絕不需要註釋，也沒有熬牙的字句，他絕對比袁枚的祭妹文及李密的陳情表精彩，但有誰知道呢？僅僅因為他沒有被選入國中、小課本，而選擇課文、體裁，不也是制度問題嗎？

　這僅是我們生活中的小例子而已，其他更不用說。如果我們仔細去探索，我們會發現，原來我們以往認定的英雄、偉大，都是在特定被訓練的意識型態下所形構的想法而已。

　偉大、英雄，有時候只不過是意識型態、制度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