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戒嚴體制，就沒有文星書店的李敖，李敖又算什麼呢？

　我本來要批判李敖去中國的言行，最後決定放棄，因為對一個已經過氣的人再加以嚴厲批判是對自己生命不負責任的行為。我想說的，就是那一個封建殖民時代的一些現象分析。

　從李敖的成就來看，他最應該感謝的是兩蔣及他們的黨國體制，兩蔣對他今日的地位，助益甚多。李敖會讓人尊敬乃是他在文星書店的努力與成就，但各位仔細想想就會發現，文星書店或文星現象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現象，而造成這樣的結果就是兩蔣的黨國體制。

　文星書店的老闆蕭孟能，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中央民意代表，憑藉這種與統治階級的關係，就能讓文星書店在出版書籍時，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顧而不被輕易查封。因為蕭孟能的背景讓國民黨相信文星書店是他們自己人所開的書店。

　承擔文星書店政治風險的，並不是李敖，而是蕭孟能。讓文星書店敢出版那麼樣水準的書籍，也是蕭孟能的財力與決心，而不是李敖。我們欣賞李敖的眼光，但在當時具有眼光的人不一定只有李敖，但有蕭孟能這樣的人在背後支撐，卻只有李敖。

　文星書店能夠出版那麼多有水準的書，固然和李敖的眼光有關，但這若在一個民主、資本主義時代，有利潤就會有人出面出版。所以，文星的書若暢銷，就會有人去開出版社，出版相關書籍，但在文星時代，沒有人出來開相近的出版社，就是因為在特殊的國民黨黨國體制，一般人沒有那樣的條件去出版。

　所以，文星書店得以獨享那麼多好作家幫他們寫文章、出書，這就是黨國體制給他們的好處。不然，在解嚴前後，蕭孟能也曾重辦文星，希望藉由文星的名稱，讓他重振聲望，但那時就時不我與。

　不是蕭孟能的能力不行；也不是蕭孟能與李敖分手，導致力量不集中；而是國民黨黨國體制已經傾倒，許多有識之士都敢、也能出來辦雜誌、開出版社，原來享有黨國體制背景利益的蕭孟能條件已經消失；原來威嚇人民不敢出來辦出版社的力量也消失；因此，許多傑出人士都可以在相對較自由的市場上找到各種出版社，這和以往僅有文星書店能出書的條件，都已大相逕庭。新文星雜誌之所以不久永，正反映出黨國時代的利益消失，也隱含黨國體制下的蕭孟能─李敖組合已成過去。

　李敖不是不想搞出版社，他也搞了兩個評論雜誌，但這兩個評論的影響力，不僅與文星書店、文星雜誌不能比，連當時的黨外雜誌都不能比。李敖依舊在，但也已經近黃昏了。由此反推文星時代的李敖，我們看不出他有多少傑出的能力，他那時的能力真的是兩蔣黨國體制給他的。

　李敖曾經很崇拜胡適，也想做一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大師，可惜從思想家的角度來看，李敖肚子沒料。李敖在文星時代所引領的風氣，僅僅是在一個法西斯體制下叫一叫民主、自由而已。

　但到底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我們從台灣民主化之後，他提出的一些荒腔走板論點，就可以發現他根本不懂民主、自由。

　他那時有機會呼風喚雨，不也是戒嚴時代，讓人們不知道、也不能親身體會甚麼是民主、自由，才讓李敖那樣膚淺的認知，有囂張的空間。他的文章裡面引用很多民主、自由的名句，這就像有人在笑說，李敖的文章，只要在桌上放一本民主、自由嘉言錄，你不需要懂裡面是什麼意思，只要能引用就可以，這樣，你就能寫出他那樣的文章一般。

　李敖文章的思想深度，其實很淺。這也就是為何當民主逐漸來臨時，也是李敖光芒褪去之時。李敖一直罵黨外、民進黨對不起他，李敖認為他引領時代風氣，但黨外、民進黨崛起之後，卻拋棄了他。但從民主發展來看，好在拋棄他，不然，台灣的民主運動將會是一場笑話與鬧劇。

　其實從黨外運動史來看，尊重李敖僅是黨外運動的一小支而已，大體並不推重他。黃信介系統沒有推重他，康寧祥系統沒有，新潮流系統也沒有。僅僅是鄭南榕雜誌較重視他，但這一支卻是一小支的勢力而已，而且推重李敖的鄭南榕也是從殷海光發展出來的民主、自由的想法，進而與具有這樣光環的李敖相結合。

　結合的因素是自由民主，鄭南榕預期結合的結果也將是民主、自由及自決後，產生的台灣獨立。從這樣的角度再來檢視李敖近十年的荒謬論點，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鄭南榕活著，李敖與鄭南榕應該很早就公開對罵了。

　翻文星舊案，主要要點出文星書店的成就與環境有關，與出版社及主編能力的關係卻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用相同邏輯來看，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國」雜誌，也是特殊時空下的特殊產物。因為有畸形的黨國體制，才有特權條件下的特權雜誌及特殊影響力，也產生那種特殊條件下的悲壯故事。

　我們當然敬重雷震先生的貢獻，也推重文星時代的蕭孟能和李敖的貢獻，然而就事論事，那不也是時勢所造就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