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會說「已經民主時代，不要用戒嚴時代的標準去講。」我反對。

　反對的理由有兩個。首先是戒嚴體制所產生的問題，包括人、地、事、物及體制都沒有重大改變，為何不能繼續討論並拿現在與那時做比較呢？其次，戒嚴時代所產生的問題到目前都還沒有釐清，也就沒有終結，既然如此，就不應該將那樣的問題束之高閣。

　我原本也困擾於戒嚴時代的經驗能不能拿來檢討現在的現象，最後我決定那是可以的。基於前一段的理由，那一段的體制與經驗都沒有檢討與反省，而他又離現在很近，我們不得不認為那種經驗是會傳承的。原本統治階層要阻止原被統治階層拿他們以往錯誤的行為修理他們，就必須透過公開承認錯誤的方式，揭示一個時代經驗落幕，否則就是用雙重標準去面對相同問題。

　如果還有人說不需要經過公開儀式，反正時間已經過去了，那我說苦難還會到來。

　國民黨退到台灣之後，想要和共產黨和談，並不始於今日，在民國38年時，兩蔣發現美國可能出賣他們，支持台灣人時，就和中國進行秘密協商。李登輝時代是第二次，而連宋現在是第三次。其中，第一次與第三次的意義是一樣，都是在捍衛國民黨政權或國民黨權貴利益的措施；甚至是為最高統治階層的利益在做決策。

　瞭解國民黨的人都會相信，原本國民黨的精神並沒有改變，即使是馬英九也是這樣。連戰之所以踏上中國之路，不是他愛中國，而是台灣拋棄了他，讓他沒有機會當總統，所以他走向中國的紅地毯，宋楚瑜又何嘗不是。

　如果連戰不需要承受馬英九「逼宮」的壓力，如果他確認可以繼續戀棧黨主席權位，有機會再次問鼎總統大為，他絕不會去中國。做為他副手、競爭對手的宋楚瑜也不會。他們都是在馬英九「逼宮」的壓力下，為保護權勢所做的策略。這和兩蔣與中國和談的意義是相同的。

　假如不總結戒嚴時代，那麼，台灣絕對有被再次出賣的機會。我們現在要用以往的經驗，包括戒嚴時代，去修理泛藍軍，實際上就是要重現戒嚴時代留在我們經驗中的夢魘。

　今天，陳水扁總統會被修理的很慘，基本原因不是民主時代來臨，恰恰是民主時代尚未來臨所致，也就是民主時代之前的戒嚴時代歷史經驗尚未總結所造成的結果。民主對應的法律關係是法治，不是人治，既是法治，就應該有相同的標準。

　對於國民黨時代的總統，不管是兩蔣或李登輝，迎接總統的禮儀是甚麼，只要法律的規定、習慣、常規不變，則迎接陳水扁總統的禮儀也是甚麼，這才叫法治。今天統派媒體在修理陳水扁總統的方式，與他們以前在PO兩蔣的卵葩方式不一樣，又沒有法律的程序證明要改變，則我們有理由說他們的標準不一。這種標準不一就是戒嚴時代、殖民統治精神的延續，他當然要被批判。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民主時代，民間團體、媒體自有其處置與政府的關係，不應界定在法律體制之內。這不對。

　那種論述是在沒有戒嚴體制或者那樣的社會已經是很公平，沒有殖民經驗的國家才可能可以成立。舉例來說，美國總統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他在外面的所有行為都是以國家的規格在被尊重。今天假如出現一個美國的黑人總統，他在國內的禮儀態度或媒體對他的評論態度，某種程度被黑人感受到有歧視、標準不一致的狀況，請問會不會出現嚴重的爭議與社會紛擾？絕對會。

　很多人不是說美國是民主國家嗎？民主國家的媒體為何會承受這樣的挑戰呢？因為公平不只是指國家機制，也包括人民的生活態度。不然，美國的兩性平等、民族問題為何會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以很綿密的法律規定在運作呢？

　在還沒有清算戒嚴時代留下的歷史問題，我們絕對有權力從公民的身份，要求國家給我們一個交代，也絕對有資格比較戒嚴與非戒嚴時代，法制與社會變遷的差異，並要求社會整體正視並且處理這樣的歷史歧視的爭議。同時，作為公民與社會的一份子，在歷史縱深的角度下，有必要要求國民重現歷史的不公平史實的探索與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