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在界定概念時，有很大的差別。東方哲學經常從否定開始，所以，論語中經常有否定性的說法，不是A，也不是B，但是甚麼呢？他卻不清楚界定。西方哲學則從肯定開始，從是「A」到為什麼「是A而不是B」，開始討論。東方的方式會告訴人：A不是甚麼，但到底A是甚麼，他講不清楚；西方的方式會讓最後呈現出一個A是甚麼的答案。

　這兩種處理概念的方式導致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在討論事情時，因為不能夠弄清楚對方所講的每一個概念或焦點是甚麼，所以，會出現南轅北轍的爭議。西方的討論方式固然也會有爭議，但他們每一個爭議之後，至少知道每一個概念或名詞是甚麼，因此，他們會以逼近真相的方式進行討論。

　概念不清楚，很多事情就不能推論、推理。在邏輯的入門中，最基本的形式是「若A則B」。但若我們對「A」的概念不清楚，那麼，他推論出來的「B」就不可能清楚，最後就會淪為各說各話。既然各說各話，那麼，推理就沒有用了；對話的方式就從把問題弄清楚變成用美麗的言詞讓對方信服，最後，對方固然被你美麗的言詞說服，但問題依舊沒有弄清楚。

　看中國人的文章，經常環繞兩個重點，一個是文字瑰麗，一個是文章的起承轉合是有關係或相關，不是因果。所謂相關，只表示他們的變化方向是相同或相反；所謂關係，是它們之間具有直接或間接的接觸性。但這兩者都不能推論文章「前有原因，然後導致有結果」。

　既然概念模糊，則所謂「道理」就很容易各說各話，最後訴諸權威。訴諸權威就是透過引用某一個權威講的話，或者引用當權者、上位者所講的話來替自己目前的說詞進行辯護，這種辯護實際上是很危險的。

　一個很有名的對話，東晉時，有一次馬槽失火，上級派人來問到底死了幾隻馬，負責管馬的人是東晉望族王獻之，他引了孔子的一句話回答，「不知生」，這句話的下一句是「焉知死」。以一句孔子的話打發，別人也不敢怎麼樣。

　最近也有一個案例。馬英九拿一個二二八遺族的人給他一瓶他們國父孫中山送該人父親的一瓶洋酒，然後強調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孔子及孫中山在這一邊就是權威，既然權威出來，那就「其中有真義」，各位就要發揮體諒望族、主席的心了。至於其中的真相如何，也就任君想像。

　我很不喜歡和泛紅軍的人討論，因為泛紅軍的許多論述就是這樣。中國人在和人家對話時，經常強調的是血緣、祖宗的關係，然後強調「兒不嫌母醜」，問題是從血緣推展出來的家庭關係，並不能推展到政治上必然要一個國家的關係。如果他們講輸別人，被人家否定，就開始拿文字、語言，從使用同一個文字、相同的語言來強調要同一個國家，別人若要分離，就要放棄屬於他們中國的語言及文字。這種將一些「關係」套用在他們認定的因果裡面，然後以國家、民族、母親的權威性要求別人服從。

　要打倒他們也不難，如果如他們的邏輯，那他們也不要用電腦、不要上網，要用電腦，就要接受美國統治。他們要嗎？他們會告訴你，電腦的概念是從中國易經的陰陽發展出來，所以西洋人的電腦也是學自中國的。

　好在他們沒講西方人會做愛也是源自中國的素女經，所以西洋人也是中國人。

　你真的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