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九一五是新公民運動，那麼，藍綠對抗的第一個議題是甚麼？我想是現在社會與新公民社會的轉換。

　這個「轉換」當然不只是總統、政治問題，而是以公民社會的理想為基準，將現實社會轉換成那樣的公民社會，這其中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在自由、民主與平等的條件中，怎樣去看舊社會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國民黨的黨產及其遺留下來的黨國體制。在此，我關心的是黨國體制。

處理黨國體制是對法律的堅持

　處理黨國體制不是對國民黨清算，而是對法律的堅持。本來依照法律及法律背後的精神，在一個公民社會中，任何一個人都具有相同權利及義務，而相同特質的團體也具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國民黨在中華民國體制所享有法律上的權力，至少對具有相同法律特性的政黨，如民進黨、台聯、親民黨等，都應該具有相同的權力。

　所以，在台灣這樣的一個社會中，若要檢討以往的社會問題，就要問為何以往有國民黨利益為主體的黨國體制，而沒有其他政黨的黨國體制呢？依據平等原則，民進黨、台聯、親民黨等等政黨都有權力在台灣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黨國體制？然而，這樣的體制很明顯的侵犯到許多國民的基本權力，所以，我們有權力要求這些侵犯國民權力的體制不能建立。

　這樣的「不能建立」，不僅是國民黨必須拆解他的體制，其他政黨也不能仿效。反之，若國民黨尋找其他理由來捍衛他的利益，其他政黨也可以基於平等概念，要求他們享有和國民黨目前的利益一致的黨國體制。這樣的處理就是在建立一個屬於公民社會應有的平等權。

政治組織理應接受更嚴厲的監督

　更進一步推論，過往，凡是基於非法體制產生的一些利益，包括違法事實，都有必要根據法律要求公平審訊。這樣的提案在追問：若一個政黨犯法，他應該是依法懲罰？或者容忍他繼續保有犯法的不當利得呢？按照法律對犯法個人或組織，以往都有勒令解散的命令、案例，也有這樣規定。我們認為政治組織也具有類似的特性，尤其他又是重要的政治組織，更有守法的基本要求，也就應該被要求接受全國人民以法律的角度審視。

　有人會認為，目前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執政黨，所以，不應該這樣嚴厲要求他。我不同意。在法律觀點上，除非超過法律追溯期，否則只要犯法，就要追究，個人、其他組織犯罪，尚且如此，為何要替國民黨網開一面？更何況國民黨的犯法不僅未超出法律追溯期，且其犯罪不僅是組織的，甚至有最高政治力在掩護，即令要求沒有追訴期的追究政治責任都不為過！

　政治組織經常是阻止社會進步相當重要的權力團體，這樣的團體以其特殊的權力，理應接受比一般團體更嚴厲的監督，絕不能從他現在沒有權力，就認定不需要去法治他，這是即為錯誤的想法。

殖民體制的轉換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認為觀念是改革很重要的原因。我一直覺得很奇怪，許多學者在其本業方面，即令他是政治學、社會學等非常接近人的學科，都可以說的頭頭是道，不僅邏輯嚴謹，而且推論精彩，然而，一旦涉及現況，卻又表現得如此荒腔走板，難以讓人置信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關於台灣殖民體制的轉換，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很多學者希望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希望藍綠對話。這樣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將九一五事件當作是公民運動則是錯的。根據公民社會應該有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平等。假如九一五的訴求是對的，被要求下台的陳水扁總統必須根據新公民的意願向人民道歉，下台一鞠躬。那麼，我們要問，誰去確定他們這樣的訴求是足以當作公民社會的標竿，成為以後做事的依據呢？

　更進一步說，公民社會所建立的基礎是一個全民都可以接受的社會，這其中，所謂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僅僅是整個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卻不是全部。他們的知識、能力或許可以做為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智囊與導引力量，但整個主導力量依舊是全民，不是僅依賴某一票人。當他們喊出陳水扁總統有多差的時候，同時間，也有很多人對這一群人進行檢驗，這些要求陳總統要怎樣做的人，依舊是這一個社會的一份子，也依舊要接受別人相同標準去審視。

不平等的檢驗顯示檢驗者懶惰、沒自信

　然而，這樣相互要求的作法也不是平等的精神，畢竟整個審視的標準並不是大家坐下來核示，而是依照某一群人的標準作反射性的檢驗而已。而這樣反射性的檢驗基本上不是平等，而是檢驗者懶惰、沒有自信的反應。

　許多學者評判陳總統的文章，連上述檢驗者的懶惰反應都過不了關。許多對陳總統及其家人、親信的指控，僅僅是報紙上報，就成為他們懷疑總統的依據，而這樣的懷疑竟然從當事人牽連到相關人等，這就不是評判的標準不一問題，尚且是法律罪刑研判的基本訓練問題。

　即令他們的論述可以成立，我們還是要問，一個人犯罪就應該牽連其相關人等喪失工作嗎？這一個概念在公民社會與非公民社會是很重要的。畢竟公民社會是西方個人主義、民主精神發展出來的概念，而連坐式的思考卻是東方集體主義的產物，並且是很落後的產物。以這樣的文化差距，進行那樣的跨文化的比對、模擬及要求。很顯然出現引喻失義的現象。

不能以道德決定別人的去留問題

　我也相信在個人主義社會中，道德依舊是很崇高。然而，他並不能推論出一個人的道德可以去決定別人的去留問題。簡單的說，這些學者要求因為總統家人及其親信出現誠信危機，所以，總統就要下台。那麼，假如總統的威信崇高，是否他就可以因此任命他的家人，非法擔任相當高的職位呢？假使有學者持否定態度，那麼，我們要問，其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怎麼會如此不對等呢？

　在前述他們強調的道德條件時，產生如此議題的社會其實也很對等，掌權力的人固然要有道德，但他的家人卻可以因此享有很多很獨特的權力，包括權力世襲制。為何現代人強調古代人的道德觀，卻又要別人盡現代人的義務呢？這難道是公民社會的想法嗎？

　這些尚且還是在小問題裡面去追究他們的邏輯矛盾，他們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的想法不具有普遍性適用。一個不具有普遍性適用的概念或想法，就很容易出現不一致的現象，從而出現不平等的比喻，而這是違反公民社會的基本精神。

雙重任命、要求的社會絕非公民社會

　就以他們對陳總統、民進黨要求的標準來看，讓我們即使用懶惰人的反應思考來檢視他們所言，也覺得他們真是荒腔走板。若陳總統必須對他的家人、親信的行為負責任，那麼，在公民社會裡面的人，是不是都要這樣被要求呢？如果答案是：「是」，則幾乎所有涉及行政、委託他人協助的職位，都隨時準備被要求下台，而且每一個職位任命，不僅是能力任命，同時也是道德背書。

　也就是說，我們將從此進入能力及道德雙重任命、雙重要求的社會，而且一個人的調職、升遷，不僅是由個人的努力去決定，還要由任命的人是否有能力、道德去決定，這樣的社會絕不是公民社會，而是道德社會。

　與這一個概念相通的，既然自己任命的人會影響自己的前途，是否他的成就也要算在自己的成就之中呢？相同的，自己的成就也是舉薦自己的人，那個人的成就。如此我們看到的，將是一個道德、能力連鎖、連坐的社會，人民的個體意識就被層層的關係壓制，也被層層的關係去界定個人的發展與前途，個人在此就是：大圈圈裡面的小圈圈，小圈圈裡面的更小圈圈，這種圈圈社會絕對是東方集體主義的產物，不是一個崇尚個人主義、民主社會的產物，當然也絕對不會是公民社會！

集體保證不犯罪的恐怖是搞文革

　各位就公民社會的標準去看前述的論述，很多人或許會覺得很荒謬，但他的確是這樣。這樣的牽連其實對屬於自己系統的人，有很多的不便與困擾，卻對不是自己系統的人，影響不大。例如，若我們僅用前述的看法看阿扁，我們是不是會發現阿扁必須下台，他的家人、親信必須負責？但事情並沒有結束，總統下台，難道副總統、內閣就可以安然無恙？按照前述的邏輯是不可以的。

　然而，他不影響到馬英九，因為馬英九不是這一個脈絡的。然而，若我們將馬英九也納入前述邏輯之下，則蔣介石、蔣經國及其以下如李登輝、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不都應該負連帶責任而去職嗎？這樣的清洗等於將現在政壇的所有要角一一洗出政壇。

　這樣的社會會好嗎？許多接受「陳水扁要下台」的人認為，這樣會有一個很乾淨的政壇，不是很好嗎？但他沒有想到連他支持的馬英九也應該下台，他當然也沒有想到根據這樣的邏輯，他以往的長官、部屬的行為都可能導致他現在或未來身陷囹圄之中，即令他現在無官一身清。當然，他的家人依舊處在這種集體保證不犯罪的恐怖均衡之中。這與文化大革命的恐怖社會，有何差異呢？

　這些要求公民社會對話的學者，竟然建立一個恐怖的共產主義道德社會。

公民社會，不能拿特例進行要求

　社會轉換最大的困難在哪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不能拿特例進行要求。

　回顧七一五、七二六等所謂親綠學者的文章，特別是吳乃德教授的文章，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脫離公民社會去思考，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公民社會，可以有期待，但不能拿特例去要求別人，因為這些要求最後會進入公民社會運作中，一旦出現無法運作時，最後就是讓那樣的要求空談，或者讓整個社會窒礙難行。

　特例之所以是特例，就是他不正常。偉人之所以是偉人，就是他在某一個時刻，做出不是一般人的行為。這樣的人本來就是不一樣，如果我們拿他們的行為去要求別人，別人也可能會以相同概念、相同標準及壓力去要求自己及相關人等，此時所衝擊的，不是典範是否建立，更且是公民社會背後的運作規則，而這樣的傷害才是深刻而難以抹滅。

　舉例來說，當台灣社進行九一六遊行時，像吳乃德這樣所謂親綠的學者認為總統不可以動員反制。該活動本來就不是民進黨發動，就算是，為何總統沒有權力去進行反制呢？從公民的邏輯來看，發動九一五的人是在捍衛自己的利益與價值，難道九一六的人就不可以？施明德可以反總統，為何總統無權在法律範圍之內保護自己的利益呢？吳乃德教授那樣的說法，實際上已經偏離公民社會的基本要義，也就不會被認為他們所強調公民社會，乃是一種真誠的期待。

　從殖民體制要轉換成公民社會，所期待的，不是做一個偉大的社會，而是公平、尊重人的民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