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一般認定是有高學歷、以製造知識、靠知識生活的一群人。在一般社會中，這一群人最仰賴的不是社會大眾，而是制度性的特殊利益。例如出版社，而出版社的出版品在某種程度是政府部門、教育體制的末端產業，或者是政治運作導致某些人的作品或權位足以影響社會大眾對知識商品的採購。甚至靠各項與政府有關的研究計畫、補貼有關的政經關係，然後才能生活的很好。這樣的知識份子在民主體制，仰賴政府的協助尤其強烈。

　我們看龍應台在2004年所寫，陳水扁總統出席一些文人活動中，那些文人是以甚麼方式在鄙視他，這並不表示陳水扁總統不值得尊敬，而是這一群人有足夠的條件對抗陳水扁總統及其政府對這一群人的經濟封殺。在一個公民社會，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與其替陳水扁總統感到不平，不如替這一個社會感到慶幸，我們這一個社會終於養出了不需要依賴政府的文人、知識集團，他們力能抗拒政府的干預，也慶幸我們的政府，已經有足夠的民主，讓我們的知識份子膽敢對抗而不怕報復。

　然而，現實卻不是這樣。在陳水扁當總統之前，台灣依舊處在殖民體制之中，原本殖民體制對這一個社會的傷害，不僅依舊存在，而且沒有改變的跡象。他們對陳水扁總統那樣的態度，僅僅反映出舊殖民體制的利益既得階層已經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去抗拒政府，卻無法證明這樣的知識集團是一個公民社會培養出來的文化社群。

　有知識不等於有能力將這一個社會帶進一個公民社會。有知識份子的社會僅能證明他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但文明的社會卻不能推論出他是公民社會。因此，看到有知識份子出面介入公共事務，也僅僅說明有這種現象，卻無從推論他和公民社會有何聯繫關係。

　我們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知識份子經常在政治與歷史發展上表現出他的地位，但這一群知識份子卻從沒有將中國帶往公民社會，甚至連公民社會的基本概念都沒有，乃至發展知識屠殺公民社會的意識。今天許多人看到知識份子走向街頭，好像西方社會那樣，一群知識份子介入社會活動，這樣的觀察與比較是錯誤的，同樣是知識份子，卻有不同的內涵。

　有人將九一五事件比擬做中國的五四運動，我認為不對。至少在五四運動的知識份子，他們認為他們的社會不存在民族衝突問題，也不存在統治階級、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問題，但台灣卻有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映射在九一五事件，就是一群被統治階級的心靈反映。因為在九一五事件及其次日的九一六事件，前者強調反貪腐，被認定是知識份子參與的活動，後者則是由知識份子發動的運動，也有許多知識份子介入，其間的差異難道能夠說九一五是，而九一六不是？

　再回過頭來檢討施明德追隨者的藍色特質及其與2004年320到326時期，活動份子的強烈相似性，內涵所代表的階級性與民族性，讓我們都不敢將九一五與知識份子結合在一起，當然也不敢將他與公民運動等量相觀。